本文根據《華爾街日報》David R. Henderson 的投書要點加以整理，協助讀者掌握三位得主在經濟學上的代表性貢獻。Henderson 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主編。 https://www.wsj.com/opinion/the-nobel-nods-at-economic-growth-d3260a73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於 10 月 13 日宣布，本屆獎項頒給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表彰他們對「創新」與經濟學所稱的「創造性破壞」如何驅動經濟成長的闡釋。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25/press-release/?utm_source=chatgpt.com 莫基爾現為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與歷史學雙聘教授，並兼任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教授；阿吉翁任教於法國與英國的多所大學；豪伊特則是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諾貝爾委員會成員的 Per Krusell 指出：「科學革命本身沒做太多事，直到它開始與更實務的知識互動。重要的是科學的運用與科學本身之間的互動。」 莫基爾是一位經濟歷史學家，致力於理解為何會出現所謂「冰球桿」式的人類繁榮曲線：長而平坦的桿身代表工業革命前數百年的停滯，短而陡峭的刀刃則代表工業革命後美國與歐洲多國在 GDP 與人均 GDP 上的持續成長。 阿吉翁與豪伊特則著重於經濟成長的理論建模，說明各種因素如何互動以帶來成長；其工作與莫基爾相得益彰。 莫基爾主張，推動 19 世紀工業革命、並啟動現代經濟成長的，是兩類知識：處方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與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處方性知識講「如何做」，例如配方、設計圖、作業指引、流程與製程技術；命題性知識講「是什麼、為什麼」，解釋事物為何可行、其原理何在。 
圖一：人均 GDP：英國 vs. 瑞典（1300–1700），技術節點示意。
圖二：人均 GDP（1825–2022），通用目的技術自蒸汽機至 AI 的擴散路徑。 資料來源：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圖：Johan Jarnestad（©） 例如，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在 15 世紀末就畫出直升機草圖，但當時缺乏能將其製作出來的技師與工程師。反之，若只有實務經驗而不明原理，也難以推進發明。 莫基爾指出，科學與實務技藝的互動，讓命題性知識與處方性知識相互強化，這正是英國起飛的關鍵：一方面有「書信共和國」促進科學交流；另一方面有大量熟練工匠與工程師將知識應用；再加上社會開放、鼓勵創新。相對地，中國雖曾技術領先，卻因 1430 年代停止對外探索而與世界隔絕，難以持續成長。 莫基爾、阿吉翁與豪伊特都強調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破壞」的重要性。當企業創新時，會催生新產業、新產品，並在過程中取代舊事物；經典例子是福特 T 型車（Model T）取代馬車市場。莫基爾稱工業革命為「一切創造性破壞之母」。 1990 年代初，阿吉翁與豪伊特不同意當時的經濟成長模型，遂建立以創造性破壞為核心的框架。Solow 在 1950 年代提出的外生成長模型，並於 1987 年因此獲頒諾貝爾獎，但該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未解釋其生成機制。 Lucas（1988）奠定以人力資本與知識外溢驅動的內生成長基礎（其 1995 年諾貝爾獎主因在理性預期與總經理論革命）；Romer 進一步將研發、創新與規模經濟正式內生化，並於 2018 年獲獎；阿吉翁與豪伊特則以「創造性破壞」刻畫新舊技術替代的解釋機制，將其嵌入內生成長模型。 https://dash.harvard.e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7312037d-2b2d-6bd4-e053-0100007fdf3b/content 當企業創造新產品，或找到更低成本的生產方式並取得專利時，可在專利期內享有壟斷利潤，因而具有強烈創新誘因；其他企業仍可推陳出新，因此這種暫時性壟斷不會扼殺進步，反而推動競爭與成長。 值得一提的，在全球經濟再次遭逢以 AI 為代表的技術轉型之際，阿吉翁強調，歷來關於「大規模失業」的預測未見實證支持。 With the world economy once again facing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form of AI, Aghion said the predictions of widespread unemployment offered up by critics of change in the past haven’t proved to be well founded. https://www.wsj.com/economy/nobel-economics-prize-2025-joel-mokyr-philippe-aghion-peter-howitt-1d26f359 隨著經濟成長推進，全球極端貧困下降、人均壽命延長，許多昔日難以企及的奢侈品也走入日常。三位得主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強調：既然成長關乎民生福祉，就必須釐清其成因並確保可持續。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10/14
家長追逐名校，追的其實是「確定性」。但職涯更像一場長期的「樂透」：少數人抵達高薪與高位，多數人則在常態分布的中段長跑。WSJ 引述研究指出：頂尖名校確實讓您「中大獎」的機率更高——例如進入收入前 1% 的機率高出約 60%——但那仍只是機率，不是保證。 什麼是「自然實驗」？ 因為無法把同一位高中生同時送進兩所大學，經濟學家便尋找近似隨機的「自然實驗」。典型作法是比較「候補名單被遞補錄取」與「候補最終落空、改讀其他學校」兩群學生的後續表現——兩群人在學力與背景上相似、唯一差別幾近於是否「剛好」進了名校。這種設計，能更清楚地估計「學校本身」的效果，而非個人特質的差異。 結果是什麼？尾端機會增加，平均薪資差異不大 據《華爾街日報》2025 年 8 月 29 日報導，Ivy-Plus 帶來三項早期職涯優勢：（1）進入收入前 1% 的機率約高出 60%；（2）進入排名前十研究所的機率近乎倍增；（3）受聘於頂尖雇主的機率約為其他學校的 3 倍。惟就「平均收入」而論，Ivy-Plus 與其他公立明星學校畢業生差距並不顯著。白話說：名校提高您摸到「天花板」的機率，但未必明顯增加平均薪資。 https://www.wsj.com/us-news/education/the-elite-college-myth-268c4371 說明：該研究由哈佛的 Raj Chetty、David J. Deming 與布朗大學的 John N. Friedman 主導，對象為 Ivy-Plus（常春藤八校＋Stanford、MIT、Duke、Chicago）。研究以候補名單遞補的「自然實驗」來估計就讀名校的因果效果；論文為 NBER 工作論文（No.31492）。 But when it came to earnings, Deming found that the average income of Ivy-plus graduates wa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those who went to selective public flagship schools, such as Ohio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nd UCLA. 規模現實：《財富》50 大企業的人，主要不來自頂尖名校 勞動市場資料商 Lightcast 的比對顯示：名校畢業生確實「略」更可能進入《財富》50 大企業，但差距不大；以人數與供給面來看，《財富》50 大的員工其實很少出自名校。更關鍵的是，其中的同事「大約有四倍」更可能畢業自錄取率高於 40% 的學校，而不是傳統的頂級名校。換言之，職涯舞臺的門票，更多來自龐大的中間學校群，而非所謂的名校。 區域勞動市場：離您近，才是您的網路 多數人的工作其實發生在就學地或成長地附近。企業招募也常就近與在地生態貼合：例如 Raymond James Financial 把招募重心放在美國東南方學校（其三分之二的新增職缺在佛州總部），而名望有時反成為薪資談判的阻礙——「MIT 的畢業生想在北卡拿波士頓薪水」。對企業而言，「願意長期留下」的在地人才與薪酬匹配度，往往比名校更重要。 頭銜集中 ≠ 來源單一 您或許會說：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看似集中在少數名校。沒錯，但版圖比您以為的更廣。《Nature》一項整理指出：除了聚焦的 34 所名校之外，還有 378 所其他大學也培養出《財富》500 強企業 CEO——這提醒我們，通往高位的道路並非只有一條林蔭大道。 說明：去年《Nature》該研究的附錄中，杜克與布朗各有三位培養出《財富》500 強企業的 CEO，但鮑爾州立（Ball State）、路易斯安那州立、聖地牙哥州立等校也各有三位。 把名校當「保險」，為何常買到「過度保險」？ 從自然實驗的證據綜合來看，名校的邊際效應主要表現在「極端高位機會」的機率提升，對大多數人的「平均結果」卻近乎等值。因此，若為了那張「額外彩券」付出過高代價（過度補習、過度借貸、為排名犧牲更適合匹配的資源），就像為小機率風險買了太昂貴的保單：保的是夢幻場景，卻稀釋了更大機率的成果（或：回報／效益）。 給臺灣家長與學生的四點決策框架 1）科系與資源適配優先：實作機會（實習、產學合作、競賽、專題）比名校更能轉化為可見成果與具體推薦；做法：了解系所與指導老師的專長、實驗室／工作室的參與機會，以及歷屆學生的論文／作品與就業表現。 2）地理與產業鏈要搭配：把學校所在城市視為職涯的「第一職場」。做法：對準區域產業重心（能源：德州；金融：紐約；半導體：臺灣北—中—南走廊〔竹科／中科／南科〕與亞利桑那州），就近累積人脈與履歷。 3）投資報酬率視角：在師資水準與實作機會相近時，補助較多、學費較低的選項，長期淨現值（NPV）通常更高；做法：將學費、助學金、畢業後負債、實習品質與起薪前景一併折現評估。 4）打造「問題解決者」的個人品牌：雇主真正看重的是能做事的人。做法：以實戰案例證明自己「把事做成、帶起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 WSJ 文中那位放棄常春藤名校選擇，最終擔任環球影城《寵物當家》主題樂園設施創意製作人的案例。 結語 人生有兩種賽局：有限賽局與無限賽局。有限賽局有終點、有輸贏——這就是大學申請。無限賽局持續進行，沒有固定的贏家——這就是大學之後的職涯。為了掌握「進名校」這個有限賽局，我們太常忽略了人生這場無限賽局。 名校帶來的是機率加成，但並不保證會兌現。對多數人而言，回報更取決於解決問題的能力、遷移彈性與經營職場人脈的能力。把人生當成無限賽局——長期投入、持續精進、累積聲譽——您會發現，真正的保障不是名校，而是把學習轉化為價值的能力。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9/9
《華爾街日報》於 2024 年 8 月指出：60/40 在 2024 年初明顯反彈（至 2 月大致收復自 2021 年底以來的回撤），但它並非「搖錢樹」。2022 年處於高通膨、股債同跌環境，使 60/40 出現自 1974 年以來最差的通膨調整後表現。過去大家把 60/40 視為「債券能在股市大跌時緩衝」的避風港，但在通膨主導的跌市，股債相關性往往轉正、緩衝效果明顯變弱。
https://www.wsj.com/finance/investing/60–40–portfolio–retirement–61716c4d?msockid=018dc60fe47168810fc7d4a0e561694d 
來源：60/40 投資組合：自 1928 年以來的四個最差與四個最佳年度（通膨調整後）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指出，當股市轉弱而10 年期美債殖利率本就偏低時，債券的上漲空間受限：若殖利率由當前再降至 1.5%，價格約上漲 20%；1974 年降到同樣水準，價格卻能上漲約 50%。持有債券還意味著長期報酬變低；1928 年投入股市的 100 美元增長為 787,018 美元，遠超過持有公債或短期國庫券。這也是巴菲特在遺囑之信託配置指示中建議：「90% 配低成本 S&P 500 指數基金、10% 配短期美國公債」。
Ironically, the lower bond yields are when a stock swoon begins, the less potential bond prices have to rise in a sharp economic downturn. If a recession caused yields on 10–year Treasury notes to drop to 1.5% today then their price would rise by about a fifth. Back in 1974, a plunge to the same yield would have spurred a rise of around 50%. 文章也提醒投資人，實務上 60/40 常與 4% 提領規則一起被引用。Bengen（1994）以美國歷史資料估算「退休首年提領 4%，其後按通膨調整」的做法，並非專為 60/40 設計。較新的跨國研究顯示：若把破產機率控制在 5% 以內，安全提領率僅約 2.26%；換算150 萬美元 × 2.26% ≈ 34,000 美元為第一年可提金額。此外，多家機構的十年報酬展望也普遍低於百年歷史均值，支持更保守與動態的提領與再平衡安排。 與此同時，2025 年美國財務學會年會的一項「生命週期投資」研究，重估了傳統股債比。涵蓋 39 國、1890–2023 年的長期資料，並以長區塊重抽樣保留時間序列關聯的研究顯示：最佳策略在多數年齡皆以雙股權（本國股約 1/3＋海外股約 2/3）為核心，債券比重趨近 0。若改採 60/40 或目標日期基金，要達到相同退休效用，須把儲蓄率由 10% 提高到 19.3%（60/40）或 16.1%（目標日期基金）。 說明：AFA 會議版為 61%；SSRN 2025-07-10 修訂為 63%，結論一致。
研究亦重估 4% 規則：非股權部位只在退休初期短暫提高（以短期國庫券作機動現金，65 歲可達約 25%），其後數年快速降至趨近 0。若採每年從市值提領 3–5% 的「護欄法」，對現金緩衝金的需求更低。
解釋：固定 4%（且年年通膨調整）的最大風險，是在前幾年遇到熊市仍得硬提 4%，被迫賣在低點。提領護欄改為「按市值 3%–5%」：市值跌時自動把支出縮小，強迫自己少賣或晚賣，序列風險自然下降。 行為面上，許多人因平均跌幅較小而偏好 60/40，但低波動不等於最壞情境安全。在高通膨時期，債券與現金緩衝金的實質購買力會下滑，反而可能成為失血點。最佳做法，是在壞時期也能維持既定股權比重，這很考驗人性，因此制度設計至關重要：以再平衡作為唯一操作、設定提領護欄，並提醒自己──越追求舒適，越需要更高的儲蓄率。 對臺灣投資人而言，可行的做法是：長期核心採「本國股 1/3＋海外股 2/3」，原則上不強制配置長天期債（視利率環境與現金需求調整）。現金僅留 6–12 個月生活費；若堅持 4% 實質提領，可在退休起點持有 1–2 年短期國庫券作為機動現金。提領規則以提領護欄為優先（按市值每年提 3%–5%），並採固定頻率或觸發式再平衡；估值極端偏高時，可適度提高機動現金以防守。定期檢視長期購買力、最終效用與行為可持續性，確保策略能打敗波動。 總之，60/40 沒有「死亡」，但已不再是預設答案。長期低利、偏高估值與壽命延長削弱了債券的防禦力，也降低了傳統規則的適用性。把全球分散與長期風險的現實放回模型，強調本國股＋海外股的長期複利，並以提領護欄與再平衡來約束人性，才有更高機率在未來的退休旅程中守住購買力與生活品質。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9/3 結論：有可能！ 許多人認為投資的成敗取決於專業知識與分析能力，然而真實世界的投資決策，往往更受心理狀態與情緒控制影響。一項令人意外但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是，寵物的陪伴是否能提高投資者的心理穩定性，進而影響投資績效？ 近年來，醫學與行為科學界提出了許多研究，顯示寵物帶來的不僅僅是情感的陪伴，更是一種心理狀態的調整機制。這種調整使投資人更能在市場波動中保持冷靜，不輕易因情緒而做出衝動決策。 首先，從生理學角度來看，與寵物互動能促進催產素（Oxytocin）分泌，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促進放鬆與心理平衡。長期處於這種穩定狀態，有助投資人理性應對壓力，減少衝動與焦慮。 雖然催產素的效應短暫，但若您與寵物的關係是日常、持續的，那這種心理穩定的「低頻正向刺激」便會慢慢累積，就像一段穩定的伴侶關係，讓人長期處於更有韌性的心理狀態。 2017年Rand公司與UCLA的研究發現，養狗者看似更健康，其實多與婚姻、房產與社經地位等因素相關。然而，儘管研究排除了寵物帶來的直接健康益處，但並未否認寵物在人們心理狀態調整方面的正向貢獻。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22085 另一方面，寵物在人際關係上的促進作用，也有助於投資人建立穩固的心理基礎。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牽著狗散步的人更容易與陌生人互動，進而拓展社交網絡。這類自然的交流有助於增加社會支持，讓人在市場波動時感受到更多安全感。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real-benefits-of-pet-ownership-1509116398 說明：有研究發現，當年輕男子牽著一隻拉布拉多在購物中心出現時，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女性願意留下聯絡方式，而他獨自出現時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投資過程中的焦慮與孤立感，往往是導致錯誤決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投資人孤獨無依，內心的焦慮容易因市場的小幅震盪而放大，導致過早拋售或過度交易。寵物的陪伴恰好能緩和這種心理孤立，透過建立穩定的人際網路與心理安全感，讓投資人在面臨市場壓力時擁有更多的心理韌性。 此外，養寵物也能幫助投資者培養某些關鍵的心理特質，例如耐心、責任感與延遲滿足能力。這些特質在投資領域尤其重要，成功的長期投資者往往能耐心等待市場合理的回報，並平穩面對市場波動。日復一日照顧寵物所需的耐心與時間，有助於投資人在決策過程中養成更好的自制力。 寵物與主人的互動過程，也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情緒反饋機制。市場中的盈虧往往帶給投資人短期而強烈的情緒衝擊，容易使人陷入追逐績效的惡性循環。而寵物則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情緒回饋來源，能夠有效分散注意力，使投資人不再過度關注短期市場波動。 但當您的生活中有一隻每天靜靜陪伴的貓、一隻需要您帶他出門的狗，您的注意力、壓力來源、回饋機制，全都會微妙地重新分配。您不再需要從看盤尋找成就感，也不再用交易來填補情緒空缺。 華爾街日報的觀察極具啟發性：「寵物可能無法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但他們能使我們更平靜、更穩定，讓我們活在當下。」這種穩定與平靜，正是長期投資所需要的心理素質。 總結來說，寵物無法直接提高您的財務知識或選股能力，但他們所帶來的心理穩定性、人際連結和耐心養成，恰恰能成為您投資道路上的隱形推手。養寵物或許不是一筆能即刻兌現的財富，但它能幫助您建立起更穩健的投資心理基礎，使您在市場的長期競爭中勝出。 寵物也許無法讓您立即富有，但他們所帶來的穩定、信任與平衡，能夠幫助您在投資旅程中走得更遠、更從容。這種無形的資產，或許才是真正值得每一位投資人認真考量的珍貴財富。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29 在探討長壽議題時，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健康飲食、運動習慣，以及醫療保健的品質。然而，最新研究指出，真正影響壽命長短的，遠不只飲食與醫療資源，更深刻地取決於個人與周遭社會的關係品質，以及制度對人的支持力度。 現代經濟學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每個看似純粹個人或家庭的決定，其實都是深具經濟意義的選擇，都在影響著長期的投資回報率，甚至包括壽命這個最基本的資產。 研究指出，父母的壽命受到子女性別與親子互動模式的影響巨大。波蘭農村研究數據顯示，每多一位女兒，父親的壽命平均能延長約74週，這是考量社會經濟條件後的實證結論。相較之下，母親無論生育的是兒子或女兒，每多生一個孩子，平均壽命卻縮短約95週。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6634019/ 乍看之下，這項發現似乎存在著性別的偏差，實際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背後的關係動力。研究進一步揭示，延壽的真正因素並非子女的性別本身，而是來自穩定而長久的情感互動與照顧。女兒往往比兒子更願意且更能提供持續的情感支持，這種情感與社交互動能有效降低孤獨感，從而減少心血管疾病和認知退化的風險。 以投資來比喻，兒子就像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能夠提供瞬間的滿足與回報，卻未必能穩定長期地提供「情感收益」。而女兒則更像是一項穩定配息的債券，定期提供情感支持，構成了家庭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現金流。 不過，這種家庭內的「延壽投資」並非毫無代價，母親的健康與壽命便成為犧牲最大的沉沒成本。女性在懷孕、生產及養育過程中需投入大量的生理和心理資源，若缺乏良好的產假政策、完善的公共醫療與育兒支持，女性所承擔的健康風險將大幅提高。 社會若未提供相應的制度性支持，育兒便成為一種高風險、低報酬的投資，使得母職成為潛在的健康負債。從這個角度看，健全的社會制度對延壽至關重要。完善的制度能保障女性的健康與經濟安全，從而讓家庭內的情感支持和照顧循環得以持續運作。 此外，全球知名的「藍區」（Blue Zones）研究也進一步闡明了制度與社區文化對長壽的影響。例如義大利薩丁尼亞島，每萬人中超過20位百歲老人，而美國每萬人僅有不到4位百歲者。深入研究發現，薩丁尼亞島居民長壽的關鍵不僅是健康飲食或運動，更是他們所處的互助型社區文化。 在這些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緊密互動、彼此照顧，形成了一種「沒有人會被遺棄」的社會網路。村民們共同分擔照顧老弱病殘的責任，彼此提供持續的情感和物質支持，這種社區互惠機制成為長期穩定健康的關鍵。 「華爾街日報」曾指出，美國人每年花費1100億美元用於飲食控制、運動計畫及保健補充品上，但研究顯示，這些自律型措施往往在三年內就會失敗。長壽與健康的真正基礎，是需要數十年甚至一生的持續維繫的社會互動網路，而非短期內的個人努力。 https://www.wsj.com/articles/want-great-longevity-and-health-it-takes-a-village-1432304395 換言之，延壽並非醫療科技的專利，也非個人嚴格自律所能達成的目標，而是根植於長期的社會制度與人際網路的品質之中。制度若能夠提供充足的公共資源與情感支持，能有效降低照顧者的負擔，從而讓情感支持的社會機制得以持續。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該重新思考：究竟我們所追求的延壽策略，是否應該更多著重在制度與關係的建構上？當我們將延壽視作一項共同投資的社會資產時，便能更有效地調整資源配置，建立更具彈性且永續的健康保障。 每一位家庭成員與社區成員，都應當意識到自己對延長他人生命的潛在影響力。透過制度設計與情感支持，這種「延壽資產」能夠持續增值，形成正向的循環。 回到最初的問題，「延壽」到底靠什麼？顯然，答案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持的社會資本。家庭、社區與社會制度的交互作用，才是支撐長壽的真正基礎。 在我們忙碌追求個人成功與健康的同時，不妨停下腳步，問問自己：您正在為誰的生命提供支持？又有哪些人，正默默地支撐著您的健康與壽命？只有當我們真正理解這些問題時，才能找到延壽最真實也最可持續的答案。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28 結論：是的。 從《華爾街日報》對 Robert Mundell 的回顧可見，他一貫主張：當一國選擇穩定匯率與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時，必須同步實施資本流動管理與信用管制，否則流動性終將轉向資產市場。 https://www.wsj.com/opinion/robert-a-mundell-on-money-wisdom-of-a-nobel-laureate-1932-2021-11617661254?gaa_at=eafs&gaa_n=ASWzDAhUoliEveUocMdC6r8fI-GJ_G3XEPkasaiD8RgObginJsMkkhO3uaMt&gaa_sig=lEaPui6qU6TvY9ez_VMj4iulvqyk8LEOoetpRB_fZ2USsp4VboU7TjQDQ09NHHx6_4MVFDzcpKcUtOWBW4hV8g%3D%3D&gaa_ts=686dcfb7&utm_source=chatgpt.com 說明：Robert Mundell 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歐元之父」，亦是開放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之一。他與 Fleming 共同建立 Mundell-Fleming 模型，清楚闡明固定匯率、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者間的政策取捨關係。 以臺灣為例，在資本流動相對自由的情況下，若能適度容許新臺幣升值，同時搭配有效的選擇性信用管制，不僅能強化對房市的降溫效果，也有助於抑制過多流動性湧入資產市場，進一步穩定金融環境並降低房市過熱風險。 一、物價穩定的假象：制度性補貼壓住了CPI 臺灣的CPI近十年漲幅不高，長期維持在1%～2%左右。但這種穩定並非源自經濟體質，而是大量「制度性補貼」所造成的結果： 交通與能源價格凍漲：臺電、中油常年虧損，只為壓住電價與油價。 健保制度壓抑醫療價格：健保透過獨買壓低給付成本，醫療支出佔GDP比重遠低於國際。 民生物資價格干預：政府介入雞蛋、米、油等物資進出口與價格。 CPI未納入房價，房租權重過低：房價10年翻倍，但CPI反應極小。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84203 這樣的物價統計結構，表面上替政府爭取了「通膨穩定」的政績空間，但卻錯誤引導了政策判斷與資源分配。 二、匯率政策的「不升值戰略」，是變相印鈔 如果只是CPI失真，那頂多只是內部扭曲，但當我們將視角轉向匯率政策，更會突顯制度層面的問題。 臺灣長期維持貿易順差，理論上臺幣應自然升值，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央銀行長期「管理」外匯市場，透過買美元、釋出臺幣，來維持臺幣相對穩定。 這種政策背後有其邏輯——維持出口競爭力、保障製造業就業——但其效果本質上就是：讓市場上的新臺幣供給量不斷增加。 簡單說：過去臺幣沒有升值，是因為我們選擇了變相印鈔。 這樣的貨幣政策選擇，會對國內資產價格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Mundell-Fleming 模型：LM*右移與資產通膨的邏輯 在小型開放經濟體中，Mundell-Fleming 模型清楚說明一件事： 當資本自由流動，若政府選擇穩定匯率，就無法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說明：這是經濟學中著名的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或「三元悖論（Trilemma）」 由於三者無法並存，臺灣央行被迫釋出臺幣、吸收美元，造成貨幣供給激增。  在臺灣過去貿易順差成長背景下，IS* 曲線持續右移，反映商品市場總需求的擴張。為維持穩定匯率，臺灣中央銀行減少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透過擴張貨幣供給使 LM* 曲線同步右移，以阻止臺幣升值壓力。
說明：縱軸的匯率 E 採用「間接報價法」，也就是用本幣作為基準，表示 1 元臺幣可以兌換多少美元。E 上升代表臺幣升值，下降代表臺幣貶值。 但當一般物價（CPI）被制度補貼壓住，這些過剩的貨幣就無法進入消費市場，只能流向資產市場——股票、房地產、土地與ETF。 這正是臺灣出現「現實分裂」現象的原因： CPI每年上漲不到2%，但房價、股市指數與土地價格早已飆漲數倍。錢若進不了超市，就會流向房市。 四、制度選擇誰能得利？誰必須買單？ 得利者：持有資產者、房東、壽險公司、出口商、外資。 承擔者：無產階級、年輕人、工薪族、公醫、公教族群、以及無殼蝸牛。 當政策同時壓抑物價指數與匯率時，資金便湧向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與階級加速分裂。 您以為您在抗通膨，其實您只是在把房子推得更高，讓尚未購屋者永遠難以追上。 五、2024年後的轉折：臺灣升值的機會，值得喝采 然而，2024年後臺灣開始出現一個重要轉向——央行的影響力道明顯下降，臺幣匯率出現升值趨勢。背後反映的是： https://www.storm.mg/article/5368731#google_vignette 臺灣出口轉型，半導體高值化降低了對匯率競爭的依賴與敏感度 國際對臺信心上升，資金長期滯留意願提高 臺灣金融穩定與央行透明度提升，讓升值風險更可控 這也意味著：臺灣終於有機會讓資產價格回歸更合理的均衡。 雖然升值初期難免伴隨陣痛（出口訂單壓力、產業結構調整），但從長遠看，這是年輕人重新累積資產、平衡生活成本的重要契機。 https://www.storm.mg/article/11049662 結語：我們不是沒通膨，只是感受到的是「資產型通膨」 在長期寬鬆貨幣政策下，臺灣表面維持物價穩定，實則將通膨壓力轉移至CPI未涵蓋的資產市場。中央銀行為穩定匯率，持續釋出臺幣，推升房價與金融資產，形成「資產型通膨」。 這不是偶然，而是Mundell-Fleming模型可解釋的結果：在資本自由流動、匯率受管制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必須不斷寬鬆，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 正因如此，當臺灣有限容許臺幣升值、放手市場調節，其實值得肯定與喝采——這不只是貨幣政策的修正，更可能是開啟臺灣經濟結構再平衡的轉機。 說明：雖然臺灣與國際間存在利率差異，但在資本高度移動、央行浮動管理匯率的條件下，Mundell-Fleming 模型仍能說明政策操作對房市的影響。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11 你是否也曾有這樣的感覺：工作表現不錯、感情穩定、剛買到喜歡的東西，卻依然覺得哪裡空空的？明明生活不壞，為何內心總有一種「還不夠」的聲音？ 這不是意志薄弱，而是多巴胺在作祟。 一、多巴胺不是快樂，而是渴望 許多人誤以為多巴胺是讓我們「快樂」的物質，但事實恰好相反：它不是讓人滿足，而是驅動我們不斷渴望的神經遞質。它不會讓你停下來，反而在你達成一個目標後，立刻轉向下一個。 這就是《欲望分子多巴胺》一書所揭示的真相：多巴胺是推動人類追求創新、解決問題與冒險的「未來系統」，它驅動人類文明持續進步，也讓投資者勇於冒險、創業者不斷追逐可能。 但進步的代價，是永不滿足。當多巴胺將注意力集中在「下一個」時，我們即便獲得升遷、戀愛成功、買到夢想中的房子，也會很快感到空虛。於是，我們陷入一個無止盡的追逐循環。 二、多巴胺國度：一個過度刺激的時代 《多巴胺國度》作者、史丹佛大學精神科醫師安娜‧蘭布克博士（Dr. Anna Lembke）警告：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設計用來「激發渴望」的環境裡。社交媒體、短影音、即時購物、串流娛樂、高糖高油食品，無一不是為了刺激大腦、引發快感而誕生。 長期處於這樣的高強度刺激之中，會使我們的大腦逐漸失衡。為了恢復穩定，大腦會啟動「痛苦反彈機制」，讓人感到焦躁、空虛、倦怠。因此，我們越是追求快樂，反而越難感到快樂。 說明：《華爾街日報》2024年12月的報導〈More Men Are Addicted to the ‘Crack Cocaine’ of the Stock Market〉指出，越來越多男性沉迷於高風險交易如選擇權與槓桿型ETF，被形容為「股市的快克古柯鹼」。這類交易結合即時回饋與多巴胺刺激，導致成癮行為，甚至影響心理健康與財務穩定。 https://www.wsj.com/finance/stocks/stock-market-trading-apps-addiction-afecb07a 你是否也曾在滑手機半小時後，突然覺得越滑越空、什麼都不想做？那不是懶惰，而是大腦在對過度刺激進行「報復性重設」。 三、成為慾望的主人，而非奴隸 從演化角度看，多巴胺幫助人類生存；但在今日，它卻讓我們失去生活的主導權。因為太容易獲得短期刺激，我們反而缺乏長期目標。滑手機取代創作，外送取代共享，影集取代閱讀。 《多巴胺國度》提醒我們，應學習與慾望保持距離，不是壓抑，而是覺察。美國科技圈近年流行的「多巴胺斷食」（Dopamine Fasting），就是一種簡單實踐：暫停一切高刺激來源，哪怕只是24小時或短短2小時，也能讓大腦重新校準，恢復對「平靜」、「無聊」與「等待」的感受力。 這些原本被現代生活排斥的狀態，其實正是我們重建穩定的鑰匙。 四、痛苦不再是敵人，而是自由的入口 我們被教導要逃避不適感：痛就吃藥、累就休息、空虛就消費。但其實，適度的「痛」正是重建快樂能力的關鍵。 蘭布克指出，運動帶來的酸痛、冷水澡的刺激、專注工作後的疲憊，會啟動大腦補償系統，促進血清素與腦內啡分泌，帶來真正的穩定與滿足。 現代社會鼓吹舒適，但真正的自由，不是沒有痛苦，而是有能力面對痛苦而不被擊倒。當我們能與痛苦和平共處，才真正找回心理韌性與內在自主。 五、活出「多巴胺＋享樂系統」的平衡節奏 《欲望分子多巴胺》強調未來導向與目標驅動；《多巴胺國度》則提醒我們回到當下，重視感受。兩者看似對立，實則互補。 人不能永遠沉浸在當下，也不能無止盡地往前衝刺。成熟，是知道什麼時候該點燃、什麼時候該沉澱，什麼值得追，什麼該停下。 在這個多巴胺主導的社會，最稀缺的能力，不是擁有更多，而是有選擇「不再更多」的勇氣。而這種選擇，就是我們找回內在自由的起點。 結語：您要的，是什麼樣的快樂？ 我們常花一輩子追尋快樂，卻誤把短暫的快感（pleasure）當作真正的幸福（contentment）。前者依賴刺激，後者來自穩定與寧靜。 多巴胺會不斷對你說：「下一個更好」。但您可以學會對自己說：「現在，其實也不錯。」 在這個縱慾的多巴胺時代，選擇清醒，是一種叛逆；更是一種深刻的自由。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3 根據《華爾街日報》2024 年專文，社區就業率是翻轉貧窮的關鍵。美國副總統 J.D. Vance 在《鄉下人的悲歌》中早有類似觀察，也形塑了當代美國的核心價值。本文摘譯該研究重點，帶領華語讀者理解：孩子的未來，其實藏在身邊大人的身影裡。 https://www.wsj.com/economy/economic-mobility-research-community-employment-3eeef1c3 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翻轉一個貧窮孩子的人生？是父母的努力、學歷，還是自身的天分？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aj Chetty與團隊的最新研究，提供了一個出人意料但簡潔的答案：社區中的成年人是否有穩定工作。 這份涵蓋全美數百萬人、發表於2024年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一個孩子是否能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不在於他爸媽是否有工作，而是社區裡其他成年人是否有工作。這項結論，不只是統計上的巧合，更揭示了階級流動性背後的「社區效應」：身邊的大人，會潛移默化地形塑孩子對未來的想像。 https://opportunityinsights.org/paper/changingopportunity/ 說明：本研究使用涵蓋5,700萬名兒童的行政資料，接近全體人口，屬於母體而非樣本，能直接觀察階級與族群流動的變化，具高度代表性。 家長不是唯一的榜樣，社區是 研究團隊運用1978至1992年間出生者的大數據資料，對比其成年後的經濟成果。他們發現，即便兩個孩子家庭背景雷同，只要成長環境的成人就業狀況不同，長大後的收入也會產生顯著差異。 例如，在威斯康辛州的Milwaukee County，1978年出生的白人貧窮兒童，其27歲時的家庭年收入為34,255美元（2023年幣值），約為全國第48百分位；到了1992年出生，類似背景的孩子收入卻降到30,619美元，落到第44百分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該區白人貧窮家庭家長的就業率從69.1%下滑到55.6%，整整少了13.5個百分點。 說明：這段就業數據的下滑，正是鐵鏽帶白人藍領階級「經濟焦慮轉化為政治反撲」的核心素材。他們不是單純的種族保守派，而是經歷「向下流動恐懼」的階級焦慮者。 這不是孤例。全美許多白人貧窮社區出現了「失業上升 → 孩子經濟結果惡化」的連鎖反應，尤其是傳統製造業沒落、家庭結構瓦解的地區。相對地，像田納西州Sumner County這類家長就業率維持穩定的區域，孩子的收入表現也相對穩定。 黑人家庭，反而逆勢翻轉？ 更有趣的是，黑人貧窮兒童的流動性反而在提升。以密西根州Kent County為例，1978年出生的黑人貧窮兒童平均年收入僅17,029美元（第28百分位），到了1992年出生者則提升至23,547美元，成長幅度達38%。 整體而言，黑人與白人兒童之間的收入差距也縮小了27%。這可能與黑人家庭家長的就業率相對穩定有關。當白人貧窮家庭在製造業失落中大量失業時，許多黑人家庭反而因地區就業機會擴大或公共部門職缺穩定，而未出現同等規模的流失。 這顯示：即使處於貧困之中，若所處社區仍具備就業支持網與正向示範，孩子仍有可能走出不同未來。研究者強調，這並非零和遊戲——黑人機會上升，並不意味白人機會下降，真正的關鍵在於社區整體氛圍與制度支撐。 不是階級固化，而是榜樣失靈 這項研究也呼應了早在19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 Julius Wilson的理論。他指出：「一個貧窮但大多數人有工作的社區，與一個貧窮且普遍失業的社區，對孩子的影響截然不同。」失業不僅意味收入減少，也代表榜樣的消失、社會規範的崩解與社會資本的流失。 換句話說，「階級固化」並非命定，而是環境使然。失去工作的成人社區，無法提供孩子未來感、也缺乏對規律生活的預設。相反地，只要社區中仍有足夠比例的成年人在工作，即使家庭貧窮，孩子也更可能學會自律、培養希望，甚至尋找生活的出路。 「就業所帶來的效益其實非常根本，」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 David Grusky 表示，他曾審閱這項研究。「它不僅為社區帶來收入，更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前景，改變他們面對世界的方式。」 “The payoff to employment can be quite fundamental,” said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ist David Grusky, who has reviewed the work. “Obviously it brings income into the community, but i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prospects. It changes how they approach the world.” 為什麼這與您我有關？ 對臺灣乃至其他亞洲社會而言，這樣的研究提供兩個重要啟示： 第一，社區的結構性就業支持，比個別補助政策更具持久效果。當政府投入資源於基層職缺、社區經濟與公共建設，不只是創造工作，更是在灌溉下一代的希望。 第二，我們對孩子的期待與投資，不能只從家庭出發，更要從「孩子生活的整體社會場域」思考。補習班與家教或許能提升分數，但若社區裡的大人都在失業、在吵架或無所事事，孩子仍可能缺乏上升的信心與範例。 這也或許能解釋：為什麼臺灣部分偏鄉或老舊社區的孩子，在學測或就業市場中總是相對弱勢——並非他們不夠努力，而是從小就『看不到未來長什麼樣子』。 最後，我們該問的問題是：如果您住的社區，不再提供給孩子正向的刺激與期待，那他們又怎麼可能發展出對未來的規劃與意志？ 或許，翻轉命運的起點，不是孩子多念一點書，而是讓他每天經過的人行道上，有人穿著制服去上班，有人帶著工具箱修理電表，有人對他說：「我今天有工作要做」。 那，就是孩子記住的世界模樣。而這個世界的樣子，會定義他未來走多遠。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6/20  照片來源： College Board 2025 年 5 月 27日，歷經半年多以來的籌畫，一個對臺灣高中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悄悄到來。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的講堂中，現場有相關人士表示：「Advanced Placement (AP) 美國大學先修課程將從今年起，會在建國中學、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成功高中、松山高中五所學校中推動。」 這不只是一場教師研習會，而是一場臺灣高中教育與全球接軌的行動宣言。AP 課程的導入，象徵著臺北市資優教育進入了新的階段，臺灣學生將不再只是「考進好大學」的被動應試者，而能夠主動選擇「先修大學課程」，挑戰更高的學術標準，提前探索未來可能的學術路徑。 AP 課程是什麼？為什麼重要？ 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源自美國，是由 College Board （美國大學理事會）組織設計的一套「大學先修課程與考試」系統。學生可在高中期間修習大學程度的課程，並參加全球標準化測驗。表現優異者，進入美國、加拿大等地大學時，常可獲得學分抵免、跳級或具有申請優勢。 其核心價值不只在於升學加分，更是對學術能力與自主學習力的認可。在全球化的大學錄取競爭中，AP 成績已成為衡量學術實力的「共同語言」，成為國際高中積極追求的課程體系。 這項制度目前已在 130多個國家實施，北美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承認其學分。2024 年全球約 308 萬名學生參加 AP 考試，顯示其影響力早已超越美國本土，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基礎。 說明：學生分布於全球 23,722 所高中，同時創下歷年新高。 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media/pdf/annual-ap-program-participation-1956-2024.pdf 為什麼臺北市選擇現在導入？ 其實，臺灣學生對 AP 課程早已不陌生。多年來，許多頂尖私立與國際學校，如臺北美國學校（TAS）、康橋、薇閣等，早已將 AP 納入升學準備的核心途徑。然而，這類資源主要集中於學費較高的私立學校，難以廣泛推展至公立高中學生。 如今，臺北市教育局選擇以公立學校為起點推動 AP，具體落實「教育公平」與「人才國際化」的雙重目標。這不只是資源分配的重新思考，更是臺灣高教國際競爭力的一次底層重建。 選定的五所學校皆為臺北市明星高中，具備強大的師資與學生學習動機，亦代表臺灣最具潛力的一群年輕人。他們的學術能力原本就足以挑戰更高層級課程，導入 AP，將提供他們一個不再侷限於學測與分科測驗的全新舞台。他們對AP課程的經驗，將來也能爲其他的公立學校提供榜樣。 臺灣學生的下一站：全球學術網絡 許多人仍將「出國留學」視為一種菁英特權，或是高所得家庭的選擇。然而，AP 課程的導入有可能打破這層限制。當學生能在本地高中就完成國際認可的學術挑戰，就不必再以高額的國外學費作為唯一進入世界舞台的門票。 更重要的是，AP 能成為「國際升學軌道」的關鍵起點。學生可透過 AP 成績申請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日本等地大學，甚至在臺灣本地的大學申請時，也愈來愈多頂大參採 AP 成績作為特殊選才或學習歷程的佐證。 說明：隨著臺幣近期明顯升值，以及臺灣許多跨國企業在海外設廠，未來人才的工作場域將愈趨國際化，已難以避免。 https://www.storm.mg/article/5368731 這代表臺灣學生的未來選擇將更靈活、更國際化。臺灣的高中教育不再只是為了某一次考試準備，而是開始培養與全球接軌的核心素養與學術自信。 導入 AP，不只是「更難」而已 誠然，AP 課程相對臺灣一般課綱具有更高的深度與挑戰性，教師與學生都必須重新適應。然而，這並非只是「加深加廣」的版本升級。AP 的真正精神，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跨領域整合能力與學術探究精神。 舉例而言，AP Microeconomics（個體經濟學）讓學生接觸市場失靈與政策效果分析，理解真實世界經濟決策的邏輯；而AP Psychology（心理學）課程不只是背誦名詞定義，而是引導學生理解科學實驗設計、分析人類行為模式。 說明：原始分數會轉換為五分制：5分為最高等級，相當於大學選修相同科目的A+或A。一般來說AP考試達到3分以上，大部分大學即可抵免學分，縮短修業年限、節省費用，並為申請名校增添學力優勢。 這些課程與未來大學主修乃至職涯發展高度相關，能提早引發學生對某一學門的熱情，避免選錯系、轉學轉系等高等教育中的常見問題。 對老師與教育體系的挑戰與機會 當然，制度推動不能只是理念呼喊，現場執行才是關鍵。AP 教學不只需要英文能力，更需要學術語言與跨文化教學方法的掌握。這正是這場教師研習會的目的：幫助第一線教師理解 AP 的評分標準、教材使用與課堂規劃。 這場由臺北市教育局與美國大學理事會共同辦理的研習，不只是技術訓練，更是理念溝通。當教師理解「教會一群學生完成一門全球大學標準的課程」的重要性，也就會更投入地協助學生挑戰自我、連結世界。 筆者觀察到，現場教師反應熱烈，問題踴躍，顯示這並非一項「政策壓力」，而是被高度期待的改革機會。當教師本身也獲得更多成就感與國際視野，這場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落地生根。 臺灣教育的下一步：從「會考」到「會學」 AP 課程的推動，或許目前仍集中於特定資源校，但它帶來的思維改變，將逐漸擴及整體教育現場。未來或許不只五所高中，不只臺北市，而是全台各地有潛力的學生，都能透過 AP 與世界接軌。 更深層的變革，是教育思維的轉向：從「為考試準備」轉向「為學習探索」；從「拚排名」轉向「拚能力」；從「填鴨灌輸」轉向「主動提問」。 這是一場值得期待的教育革新，也是一場將改變無數臺灣青年命運的知識革命。當我們讓最好的學生接觸最好的課程，他們就能成為未來最好的自己。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5/27 AP® and SA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 College Board, which is not affiliated with and does not endorse APcore Global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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