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是的。 從《華爾街日報》對 Robert Mundell 的回顧可見,他一貫主張:當一國選擇穩定匯率與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時,必須同步實施資本流動管理與信用管制,否則流動性終將轉向資產市場。 https://www.wsj.com/opinion/robert-a-mundell-on-money-wisdom-of-a-nobel-laureate-1932-2021-11617661254?gaa_at=eafs&gaa_n=ASWzDAhUoliEveUocMdC6r8fI-GJ_G3XEPkasaiD8RgObginJsMkkhO3uaMt&gaa_sig=lEaPui6qU6TvY9ez_VMj4iulvqyk8LEOoetpRB_fZ2USsp4VboU7TjQDQ09NHHx6_4MVFDzcpKcUtOWBW4hV8g%3D%3D&gaa_ts=686dcfb7&utm_source=chatgpt.com 說明:Robert Mundell 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歐元之父」,亦是開放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之一。他與 Fleming 共同建立 Mundell-Fleming 模型,清楚闡明固定匯率、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者間的政策取捨關係。 以臺灣為例,在資本流動相對自由的情況下,若能適度容許新臺幣升值,同時搭配有效的選擇性信用管制,不僅能強化對房市的降溫效果,也有助於抑制過多流動性湧入資產市場,進一步穩定金融環境並降低房市過熱風險。 一、物價穩定的假象:制度性補貼壓住了CPI 臺灣的CPI近十年漲幅不高,長期維持在1%~2%左右。但這種穩定並非源自經濟體質,而是大量「制度性補貼」所造成的結果: 交通與能源價格凍漲:臺電、中油常年虧損,只為壓住電價與油價。 健保制度壓抑醫療價格:健保透過獨買壓低給付成本,醫療支出佔GDP比重遠低於國際。 民生物資價格干預:政府介入雞蛋、米、油等物資進出口與價格。 CPI未納入房價,房租權重過低:房價10年翻倍,但CPI反應極小。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84203 這樣的物價統計結構,表面上替政府爭取了「通膨穩定」的政績空間,但卻錯誤引導了政策判斷與資源分配。 二、匯率政策的「不升值戰略」,是變相印鈔 如果只是CPI失真,那頂多只是內部扭曲,但當我們將視角轉向匯率政策,更會突顯制度層面的問題。 臺灣長期維持貿易順差,理論上臺幣應自然升值,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央銀行長期「管理」外匯市場,透過買美元、釋出臺幣,來維持臺幣相對穩定。 這種政策背後有其邏輯——維持出口競爭力、保障製造業就業——但其效果本質上就是:讓市場上的新臺幣供給量不斷增加。 簡單說:過去臺幣沒有升值,是因為我們選擇了變相印鈔。 這樣的貨幣政策選擇,會對國內資產價格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Mundell-Fleming 模型:LM*右移與資產通膨的邏輯 在小型開放經濟體中,Mundell-Fleming 模型清楚說明一件事: 當資本自由流動,若政府選擇穩定匯率,就無法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說明:這是經濟學中著名的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或「三元悖論(Trilemma)」 由於三者無法並存,臺灣央行被迫釋出臺幣、吸收美元,造成貨幣供給激增。 在臺灣過去貿易順差成長背景下,IS* 曲線持續右移,反映商品市場總需求的擴張。為維持穩定匯率,臺灣中央銀行減少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透過擴張貨幣供給使 LM* 曲線同步右移,以阻止臺幣升值壓力。
說明:縱軸的匯率 E 採用「間接報價法」,也就是用本幣作為基準,表示 1 元臺幣可以兌換多少美元。E 上升代表臺幣升值,下降代表臺幣貶值。 但當一般物價(CPI)被制度補貼壓住,這些過剩的貨幣就無法進入消費市場,只能流向資產市場——股票、房地產、土地與ETF。 這正是臺灣出現「現實分裂」現象的原因: CPI每年上漲不到2%,但房價、股市指數與土地價格早已飆漲數倍。錢若進不了超市,就會流向房市。 四、制度選擇誰能得利?誰必須買單? 得利者:持有資產者、房東、壽險公司、出口商、外資。 承擔者:無產階級、年輕人、工薪族、公醫、公教族群、以及無殼蝸牛。 當政策同時壓抑物價指數與匯率時,資金便湧向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與階級加速分裂。 您以為您在抗通膨,其實您只是在把房子推得更高,讓尚未購屋者永遠難以追上。 五、2024年後的轉折:臺灣升值的機會,值得喝采 然而,2024年後臺灣開始出現一個重要轉向——央行的影響力道明顯下降,臺幣匯率出現升值趨勢。背後反映的是: https://www.storm.mg/article/5368731#google_vignette 臺灣出口轉型,半導體高值化降低了對匯率競爭的依賴與敏感度 國際對臺信心上升,資金長期滯留意願提高 臺灣金融穩定與央行透明度提升,讓升值風險更可控 這也意味著:臺灣終於有機會讓資產價格回歸更合理的均衡。 雖然升值初期難免伴隨陣痛(出口訂單壓力、產業結構調整),但從長遠看,這是年輕人重新累積資產、平衡生活成本的重要契機。 https://www.storm.mg/article/11049662 結語:我們不是沒通膨,只是感受到的是「資產型通膨」 在長期寬鬆貨幣政策下,臺灣表面維持物價穩定,實則將通膨壓力轉移至CPI未涵蓋的資產市場。中央銀行為穩定匯率,持續釋出臺幣,推升房價與金融資產,形成「資產型通膨」。 這不是偶然,而是Mundell-Fleming模型可解釋的結果:在資本自由流動、匯率受管制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必須不斷寬鬆,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 正因如此,當臺灣有限容許臺幣升值、放手市場調節,其實值得肯定與喝采——這不只是貨幣政策的修正,更可能是開啟臺灣經濟結構再平衡的轉機。 說明:雖然臺灣與國際間存在利率差異,但在資本高度移動、央行浮動管理匯率的條件下,Mundell-Fleming 模型仍能說明政策操作對房市的影響。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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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也曾有這樣的感覺:工作表現不錯、感情穩定、剛買到喜歡的東西,卻依然覺得哪裡空空的?明明生活不壞,為何內心總有一種「還不夠」的聲音? 這不是意志薄弱,而是多巴胺在作祟。 一、多巴胺不是快樂,而是渴望 許多人誤以為多巴胺是讓我們「快樂」的物質,但事實恰好相反:它不是讓人滿足,而是驅動我們不斷渴望的神經遞質。它不會讓你停下來,反而在你達成一個目標後,立刻轉向下一個。 這就是《欲望分子多巴胺》一書所揭示的真相:多巴胺是推動人類追求創新、解決問題與冒險的「未來系統」,它驅動人類文明持續進步,也讓投資者勇於冒險、創業者不斷追逐可能。 但進步的代價,是永不滿足。當多巴胺將注意力集中在「下一個」時,我們即便獲得升遷、戀愛成功、買到夢想中的房子,也會很快感到空虛。於是,我們陷入一個無止盡的追逐循環。 二、多巴胺國度:一個過度刺激的時代 《多巴胺國度》作者、史丹佛大學精神科醫師安娜‧蘭布克博士(Dr. Anna Lembke)警告: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設計用來「激發渴望」的環境裡。社交媒體、短影音、即時購物、串流娛樂、高糖高油食品,無一不是為了刺激大腦、引發快感而誕生。 長期處於這樣的高強度刺激之中,會使我們的大腦逐漸失衡。為了恢復穩定,大腦會啟動「痛苦反彈機制」,讓人感到焦躁、空虛、倦怠。因此,我們越是追求快樂,反而越難感到快樂。 說明:《華爾街日報》2024年12月的報導〈More Men Are Addicted to the ‘Crack Cocaine’ of the Stock Market〉指出,越來越多男性沉迷於高風險交易如選擇權與槓桿型ETF,被形容為「股市的快克古柯鹼」。這類交易結合即時回饋與多巴胺刺激,導致成癮行為,甚至影響心理健康與財務穩定。 https://www.wsj.com/finance/stocks/stock-market-trading-apps-addiction-afecb07a 你是否也曾在滑手機半小時後,突然覺得越滑越空、什麼都不想做?那不是懶惰,而是大腦在對過度刺激進行「報復性重設」。 三、成為慾望的主人,而非奴隸 從演化角度看,多巴胺幫助人類生存;但在今日,它卻讓我們失去生活的主導權。因為太容易獲得短期刺激,我們反而缺乏長期目標。滑手機取代創作,外送取代共享,影集取代閱讀。 《多巴胺國度》提醒我們,應學習與慾望保持距離,不是壓抑,而是覺察。美國科技圈近年流行的「多巴胺斷食」(Dopamine Fasting),就是一種簡單實踐:暫停一切高刺激來源,哪怕只是24小時或短短2小時,也能讓大腦重新校準,恢復對「平靜」、「無聊」與「等待」的感受力。 這些原本被現代生活排斥的狀態,其實正是我們重建穩定的鑰匙。 四、痛苦不再是敵人,而是自由的入口 我們被教導要逃避不適感:痛就吃藥、累就休息、空虛就消費。但其實,適度的「痛」正是重建快樂能力的關鍵。 蘭布克指出,運動帶來的酸痛、冷水澡的刺激、專注工作後的疲憊,會啟動大腦補償系統,促進血清素與腦內啡分泌,帶來真正的穩定與滿足。 現代社會鼓吹舒適,但真正的自由,不是沒有痛苦,而是有能力面對痛苦而不被擊倒。當我們能與痛苦和平共處,才真正找回心理韌性與內在自主。 五、活出「多巴胺+享樂系統」的平衡節奏 《欲望分子多巴胺》強調未來導向與目標驅動;《多巴胺國度》則提醒我們回到當下,重視感受。兩者看似對立,實則互補。 人不能永遠沉浸在當下,也不能無止盡地往前衝刺。成熟,是知道什麼時候該點燃、什麼時候該沉澱,什麼值得追,什麼該停下。 在這個多巴胺主導的社會,最稀缺的能力,不是擁有更多,而是有選擇「不再更多」的勇氣。而這種選擇,就是我們找回內在自由的起點。 結語:您要的,是什麼樣的快樂? 我們常花一輩子追尋快樂,卻誤把短暫的快感(pleasure)當作真正的幸福(contentment)。前者依賴刺激,後者來自穩定與寧靜。 多巴胺會不斷對你說:「下一個更好」。但您可以學會對自己說:「現在,其實也不錯。」 在這個縱慾的多巴胺時代,選擇清醒,是一種叛逆;更是一種深刻的自由。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3 根據《華爾街日報》2024 年專文,社區就業率是翻轉貧窮的關鍵。美國副總統 J.D. Vance 在《鄉下人的悲歌》中早有類似觀察,也形塑了當代美國的核心價值。本文摘譯該研究重點,帶領華語讀者理解:孩子的未來,其實藏在身邊大人的身影裡。 https://www.wsj.com/economy/economic-mobility-research-community-employment-3eeef1c3 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翻轉一個貧窮孩子的人生?是父母的努力、學歷,還是自身的天分?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aj Chetty與團隊的最新研究,提供了一個出人意料但簡潔的答案:社區中的成年人是否有穩定工作。 這份涵蓋全美數百萬人、發表於2024年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一個孩子是否能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不在於他爸媽是否有工作,而是社區裡其他成年人是否有工作。這項結論,不只是統計上的巧合,更揭示了階級流動性背後的「社區效應」:身邊的大人,會潛移默化地形塑孩子對未來的想像。 https://opportunityinsights.org/paper/changingopportunity/ 說明:本研究使用涵蓋5,700萬名兒童的行政資料,接近全體人口,屬於母體而非樣本,能直接觀察階級與族群流動的變化,具高度代表性。 家長不是唯一的榜樣,社區是 研究團隊運用1978至1992年間出生者的大數據資料,對比其成年後的經濟成果。他們發現,即便兩個孩子家庭背景雷同,只要成長環境的成人就業狀況不同,長大後的收入也會產生顯著差異。 例如,在威斯康辛州的Milwaukee County,1978年出生的白人貧窮兒童,其27歲時的家庭年收入為34,255美元(2023年幣值),約為全國第48百分位;到了1992年出生,類似背景的孩子收入卻降到30,619美元,落到第44百分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該區白人貧窮家庭家長的就業率從69.1%下滑到55.6%,整整少了13.5個百分點。 說明:這段就業數據的下滑,正是鐵鏽帶白人藍領階級「經濟焦慮轉化為政治反撲」的核心素材。他們不是單純的種族保守派,而是經歷「向下流動恐懼」的階級焦慮者。 這不是孤例。全美許多白人貧窮社區出現了「失業上升 → 孩子經濟結果惡化」的連鎖反應,尤其是傳統製造業沒落、家庭結構瓦解的地區。相對地,像田納西州Sumner County這類家長就業率維持穩定的區域,孩子的收入表現也相對穩定。 黑人家庭,反而逆勢翻轉? 更有趣的是,黑人貧窮兒童的流動性反而在提升。以密西根州Kent County為例,1978年出生的黑人貧窮兒童平均年收入僅17,029美元(第28百分位),到了1992年出生者則提升至23,547美元,成長幅度達38%。 整體而言,黑人與白人兒童之間的收入差距也縮小了27%。這可能與黑人家庭家長的就業率相對穩定有關。當白人貧窮家庭在製造業失落中大量失業時,許多黑人家庭反而因地區就業機會擴大或公共部門職缺穩定,而未出現同等規模的流失。 這顯示:即使處於貧困之中,若所處社區仍具備就業支持網與正向示範,孩子仍有可能走出不同未來。研究者強調,這並非零和遊戲——黑人機會上升,並不意味白人機會下降,真正的關鍵在於社區整體氛圍與制度支撐。 不是階級固化,而是榜樣失靈 這項研究也呼應了早在19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 Julius Wilson的理論。他指出:「一個貧窮但大多數人有工作的社區,與一個貧窮且普遍失業的社區,對孩子的影響截然不同。」失業不僅意味收入減少,也代表榜樣的消失、社會規範的崩解與社會資本的流失。 換句話說,「階級固化」並非命定,而是環境使然。失去工作的成人社區,無法提供孩子未來感、也缺乏對規律生活的預設。相反地,只要社區中仍有足夠比例的成年人在工作,即使家庭貧窮,孩子也更可能學會自律、培養希望,甚至尋找生活的出路。 「就業所帶來的效益其實非常根本,」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 David Grusky 表示,他曾審閱這項研究。「它不僅為社區帶來收入,更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前景,改變他們面對世界的方式。」 “The payoff to employment can be quite fundamental,” said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ist David Grusky, who has reviewed the work. “Obviously it brings income into the community, but i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prospects. It changes how they approach the world.” 為什麼這與您我有關? 對臺灣乃至其他亞洲社會而言,這樣的研究提供兩個重要啟示: 第一,社區的結構性就業支持,比個別補助政策更具持久效果。當政府投入資源於基層職缺、社區經濟與公共建設,不只是創造工作,更是在灌溉下一代的希望。 第二,我們對孩子的期待與投資,不能只從家庭出發,更要從「孩子生活的整體社會場域」思考。補習班與家教或許能提升分數,但若社區裡的大人都在失業、在吵架或無所事事,孩子仍可能缺乏上升的信心與範例。 這也或許能解釋:為什麼臺灣部分偏鄉或老舊社區的孩子,在學測或就業市場中總是相對弱勢——並非他們不夠努力,而是從小就『看不到未來長什麼樣子』。 最後,我們該問的問題是:如果您住的社區,不再提供給孩子正向的刺激與期待,那他們又怎麼可能發展出對未來的規劃與意志? 或許,翻轉命運的起點,不是孩子多念一點書,而是讓他每天經過的人行道上,有人穿著制服去上班,有人帶著工具箱修理電表,有人對他說:「我今天有工作要做」。 那,就是孩子記住的世界模樣。而這個世界的樣子,會定義他未來走多遠。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6/20 照片來源: College Board 2025 年 5 月 27日,歷經半年多以來的籌畫,一個對臺灣高中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悄悄到來。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的講堂中,現場有相關人士表示:「Advanced Placement (AP) 美國大學先修課程將從今年起,會在建國中學、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成功高中、松山高中五所學校中推動。」 這不只是一場教師研習會,而是一場臺灣高中教育與全球接軌的行動宣言。AP 課程的導入,象徵著臺北市資優教育進入了新的階段,臺灣學生將不再只是「考進好大學」的被動應試者,而能夠主動選擇「先修大學課程」,挑戰更高的學術標準,提前探索未來可能的學術路徑。 AP 課程是什麼?為什麼重要? 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源自美國,是由 College Board (美國大學理事會)組織設計的一套「大學先修課程與考試」系統。學生可在高中期間修習大學程度的課程,並參加全球標準化測驗。表現優異者,進入美國、加拿大等地大學時,常可獲得學分抵免、跳級或具有申請優勢。 其核心價值不只在於升學加分,更是對學術能力與自主學習力的認可。在全球化的大學錄取競爭中,AP 成績已成為衡量學術實力的「共同語言」,成為國際高中積極追求的課程體系。 這項制度目前已在 130多個國家實施,北美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承認其學分。2024 年全球約 308 萬名學生參加 AP 考試,顯示其影響力早已超越美國本土,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基礎。 說明:學生分布於全球 23,722 所高中,同時創下歷年新高。 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media/pdf/annual-ap-program-participation-1956-2024.pdf 為什麼臺北市選擇現在導入? 其實,臺灣學生對 AP 課程早已不陌生。多年來,許多頂尖私立與國際學校,如臺北美國學校(TAS)、康橋、薇閣等,早已將 AP 納入升學準備的核心途徑。然而,這類資源主要集中於學費較高的私立學校,難以廣泛推展至公立高中學生。 如今,臺北市教育局選擇以公立學校為起點推動 AP,具體落實「教育公平」與「人才國際化」的雙重目標。這不只是資源分配的重新思考,更是臺灣高教國際競爭力的一次底層重建。 選定的五所學校皆為臺北市明星高中,具備強大的師資與學生學習動機,亦代表臺灣最具潛力的一群年輕人。他們的學術能力原本就足以挑戰更高層級課程,導入 AP,將提供他們一個不再侷限於學測與分科測驗的全新舞台。他們對AP課程的經驗,將來也能爲其他的公立學校提供榜樣。 臺灣學生的下一站:全球學術網絡 許多人仍將「出國留學」視為一種菁英特權,或是高所得家庭的選擇。然而,AP 課程的導入有可能打破這層限制。當學生能在本地高中就完成國際認可的學術挑戰,就不必再以高額的國外學費作為唯一進入世界舞台的門票。 更重要的是,AP 能成為「國際升學軌道」的關鍵起點。學生可透過 AP 成績申請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日本等地大學,甚至在臺灣本地的大學申請時,也愈來愈多頂大參採 AP 成績作為特殊選才或學習歷程的佐證。 說明:隨著臺幣近期明顯升值,以及臺灣許多跨國企業在海外設廠,未來人才的工作場域將愈趨國際化,已難以避免。 https://www.storm.mg/article/5368731 這代表臺灣學生的未來選擇將更靈活、更國際化。臺灣的高中教育不再只是為了某一次考試準備,而是開始培養與全球接軌的核心素養與學術自信。 導入 AP,不只是「更難」而已 誠然,AP 課程相對臺灣一般課綱具有更高的深度與挑戰性,教師與學生都必須重新適應。然而,這並非只是「加深加廣」的版本升級。AP 的真正精神,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跨領域整合能力與學術探究精神。 舉例而言,AP Microeconomics(個體經濟學)讓學生接觸市場失靈與政策效果分析,理解真實世界經濟決策的邏輯;而AP Psychology(心理學)課程不只是背誦名詞定義,而是引導學生理解科學實驗設計、分析人類行為模式。 說明:原始分數會轉換為五分制:5分為最高等級,相當於大學選修相同科目的A+或A。一般來說AP考試達到3分以上,大部分大學即可抵免學分,縮短修業年限、節省費用,並為申請名校增添學力優勢。 這些課程與未來大學主修乃至職涯發展高度相關,能提早引發學生對某一學門的熱情,避免選錯系、轉學轉系等高等教育中的常見問題。 對老師與教育體系的挑戰與機會 當然,制度推動不能只是理念呼喊,現場執行才是關鍵。AP 教學不只需要英文能力,更需要學術語言與跨文化教學方法的掌握。這正是這場教師研習會的目的:幫助第一線教師理解 AP 的評分標準、教材使用與課堂規劃。 這場由臺北市教育局與美國大學理事會共同辦理的研習,不只是技術訓練,更是理念溝通。當教師理解「教會一群學生完成一門全球大學標準的課程」的重要性,也就會更投入地協助學生挑戰自我、連結世界。 筆者觀察到,現場教師反應熱烈,問題踴躍,顯示這並非一項「政策壓力」,而是被高度期待的改革機會。當教師本身也獲得更多成就感與國際視野,這場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落地生根。 臺灣教育的下一步:從「會考」到「會學」 AP 課程的推動,或許目前仍集中於特定資源校,但它帶來的思維改變,將逐漸擴及整體教育現場。未來或許不只五所高中,不只臺北市,而是全台各地有潛力的學生,都能透過 AP 與世界接軌。 更深層的變革,是教育思維的轉向:從「為考試準備」轉向「為學習探索」;從「拚排名」轉向「拚能力」;從「填鴨灌輸」轉向「主動提問」。 這是一場值得期待的教育革新,也是一場將改變無數臺灣青年命運的知識革命。當我們讓最好的學生接觸最好的課程,他們就能成為未來最好的自己。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5/27 AP® and SA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 College Board, which is not affiliated with and does not endorse APcore Global Education. 結論:適度脫鉤有助投資績效!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於2015年提出的國家級製造業發展戰略。該計劃由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3月5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 。隨後,該計劃於2015年5月8日由國務院正式發布,並於5月19日正式印發 。 《華爾街日報》在2015年報導了中國政府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該報導於2015年5月19日發表,標題為〈China Unveils Blueprint to Upgrade Manufacturing Sector〉,詳細介紹了中國政府為推動製造業升級所制定的戰略藍圖。 根據 MSCI ACWI NR 指數(稅後含息、以美元計價)的數據,截至 2025 年 5 月 7 日,距「中國製造2025」正式發布已屆滿十年。筆者嘗試從國際投資人的視角出發,追蹤若於當時投資中國市場,與投資其他國家相比,其表現將有何差異。 https://www.msci.com/end-of-day-data-country 從MSCI的「中大型股」來看,過去 10 年的(含息)年化報酬率如下: 高報酬市場: 臺灣:12.54% 美國:11.77% 印度:9.24% 說明:印度在2020年以國安與資料隱私為由,禁止包括微信在內的多款中國應用程式。該禁令源自印中邊境衝突後的安全考量,微信隨後在印度全面下架,服務至今未恢復。 中等報酬市場: 法國:6.83% 德國:5.87% 日本:5.62% 新加坡:4.68% 低報酬市場: 南韓:2.01% 中國:1.19% 香港:1.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製造2025」滿10年之際,當初宏大敘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似乎並沒有直接反映在投資人報酬上。在越親中國的國家,投資人獲得較差的報酬;反而對中國保持警戒或脫鉤的國家,投資人竟獲得佳的報酬。 脫鉤的工具之一即為關稅,若將關稅視為「皮古稅」(Pigouvian Tax),即可理解其作為矯正「制度外部性」的工具。當某些國家的產業政策造成市場扭曲、過度依賴單一供應鏈,或削弱他國產業自主性時,透過適度的關稅與供應鏈重組,可將這些外部成本內部化。 說明:制度外部性(Institutional Externalities)是指一國的制度或政策對其他國家或全球市場產生未被內部化的負面影響。不同於傳統的市場外部性(如污染)源自個體行為,制度外部性多來自政府補貼等國家行為,對資源配置造成的不利衝擊。 「中國製造2025」發布滿十年的今年來看,其對全球投資結果的影響,似乎讓過去政治經濟學家口中的「制度外部性」,從理論想像逐漸具體化、實體化。事實上,如同對污染的處理,經濟學家並不主張「零污染」;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於「制度外部性」,他們同樣不會主張全面脫鉤。 正如《華爾街日報》2024年的一篇專文所指出,對中國加徵關稅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更在於推動供應鏈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這些策略性貿易措施已超越傳統保護主義,成為提升經濟效率,甚至保障投資人的手段。 綜觀過去十年,「中國製造2025」雖展現政策雄心,卻未在投資回報上達成預期。制度外部性問題日益凸顯,部分國家為維護產業與資本安全,採取關稅與脫鉤等策略。未來的全球化,或將更重視平衡、安全與制度公平,而非單向依賴與開放。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5/8 APcore夥伴們: TI科技數學檢定正式引進臺灣! 該檢定通過教育部認證,進入『學習歷程』檔案中。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4/7/3 APcore Partners, The TI Technology Mathematics Test is officially introduced in Taiwan! This certifi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Learning Portfolio. Best regards, APcore Service Team July 3, 2024 初級(Elementary Level):054L 中級(Intermediate Level):054M 中高級(High-Intermediate Level):054N 高級(Advanced Level):05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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