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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這可能不是孤立事件。近來美、臺風險資產頻頻創高;要把脈其背後動能,須從長期貨幣供給總量切入。本文以 QE1、QE2、QE3 與「無限 QE」為分析框架,回溯 2009 年初至 2025 年近 17 年的變化,並據此整理出一套簡明脈絡,用以解釋當前資產價格的走勢與其延續條件。 說明:建議投資人持續追蹤聯準會(Fed)的政策路徑與工具運用。就資訊品質與時效性而言,WSJ 記者 Nick Timiraos 的報導值得優先參考。 美國 M2 自基期累計增至 2.7 倍;S&P 前二十大城市房價指數增至 2.3 倍;S&P 500(總報酬,TR)增至 9.9 倍。若以年化成長率表示,分別約為 6.1%、5.1% 與 14.6%。同期,臺灣 M1B 擴張至 3.4 倍;信義房價指數至 2.9 倍;臺灣加權股價總報酬指數(TRI)至 10.7 倍;折算年化成長率分別約為 7.6%、6.6%、15.3%。 有趣的是,無論美國或臺灣,風險資產價格大致隨貨幣供給增加而上升:房價的年化報酬約比貨幣供給年增率皆低 1 個百分點;股市年化報酬約為貨幣供給年增率的 2.0~2.4 倍。這顯示 Fed 的政策影響不只侷限於美國;只要臺灣央行傾向維持出口競爭力,Fed貨幣供給量就可能透過傳遞影響,間接影響臺灣股市與房市的價格。 截至 2025 年 9 月,美國 M2 已創新高,而臺灣 M1B 的年增率也逼近 M2 的年增率。綜合判斷,在流動性寬鬆的傳導下,臺灣股市預計將率先受惠;其後資金與財富效果外溢,對貸款依賴度較低的房市板塊亦可形成支撐。 因此回到本文主軸:若美國進入降息循環、推升美元 M2,而臺灣央行基於匯率考量不願讓新臺幣明顯升值,則外匯存底可望續增;若同時出現 M1B 年增率上穿 M2 年增率 的「交叉」,按歷史經驗通常有利於風險資產走強。 在上述投資環境中,較無須貸款的豪宅買方更重視遺產/贈與稅配置;倘若因此促成陶朱隱園的個案成交,縱為少數,仍可能成為市場敘事的錨點,進一步推升對高單價資產的交易意願。 說明:在臺灣,房地作為遺產/贈與課稅基礎非市價,而是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現值,通常遠低於成交價。 事實上,美國房市近月也呈現分化:豪宅維持高檔、跑贏大盤但量能偏低(價撐量縮);一般住宅則降溫橫盤、買方議價上升。此「高端強、普宅弱」的結構,與消費端的級距分野相呼應:國際線與高艙等需求仍強,國內線與經濟艙相對疲弱,顯示高收入族群的財富效果逐漸顯現。 根據WSJ 數據指出,美國國際線與高艙等機票仍供不應求;同時,各家航空的國內線與經濟艙銷售疲軟。主打低價休閒旅遊的廉航(如 Frontier、Spirit)第二季的處境較仰賴高收入與商務客的公司(如 Delta)更艱難。United 表示,最近一季其高艙等營收成長 5.6%,而經濟艙為負成長。 https://www.wsj.com/economy/consumers/the-middle-class-vibe-has-shifted-from-secure-to-squeezed-a41f64f8 Flights to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and in premium classes are still selling out, while domestic and main-cabin sales softened across airlines. Budget carriers that specialize in cheaper leisure trips, like Frontier and Spirit, had a tougher second quarter than carriers like Delta Air Lines, which gets more revenue from higher-income and business customers. United Airlines said premium cabin revenue in the most recent quarter increased 5.6% “while the economy cabin was negative.” 綜合以上分析,即便在當前打房壓力偏高的環境下,若 10 月 M1B 與 M2 的「交叉」確定形成(官方數據尚未公布),在美國預期降息與股市財富效果共振之下,地標級豪宅的零星高價成交可成為市場敘事的錨點;縱使僅屬個案,亦足以為高單價不動產的市場基調釋出訊號。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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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華爾街日報》David R. Henderson 的投書要點加以整理,協助讀者掌握三位得主在經濟學上的代表性貢獻。Henderson 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主編。 https://www.wsj.com/opinion/the-nobel-nods-at-economic-growth-d3260a73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於 10 月 13 日宣布,本屆獎項頒給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表彰他們對「創新」與經濟學所稱的「創造性破壞」如何驅動經濟成長的闡釋。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25/press-release/?utm_source=chatgpt.com 莫基爾現為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與歷史學雙聘教授,並兼任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教授;阿吉翁任教於法國與英國的多所大學;豪伊特則是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諾貝爾委員會成員的 Per Krusell 指出:「科學革命本身沒做太多事,直到它開始與更實務的知識互動。重要的是科學的運用與科學本身之間的互動。」 莫基爾是一位經濟歷史學家,致力於理解為何會出現所謂「冰球桿」式的人類繁榮曲線:長而平坦的桿身代表工業革命前數百年的停滯,短而陡峭的刀刃則代表工業革命後美國與歐洲多國在 GDP 與人均 GDP 上的持續成長。 阿吉翁與豪伊特則著重於經濟成長的理論建模,說明各種因素如何互動以帶來成長;其工作與莫基爾相得益彰。 莫基爾主張,推動 19 世紀工業革命、並啟動現代經濟成長的,是兩類知識:處方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與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處方性知識講「如何做」,例如配方、設計圖、作業指引、流程與製程技術;命題性知識講「是什麼、為什麼」,解釋事物為何可行、其原理何在。
圖一:人均 GDP:英國 vs. 瑞典(1300–1700),技術節點示意。
圖二:人均 GDP(1825–2022),通用目的技術自蒸汽機至 AI 的擴散路徑。 資料來源: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圖:Johan Jarnestad(©) 例如,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在 15 世紀末就畫出直升機草圖,但當時缺乏能將其製作出來的技師與工程師。反之,若只有實務經驗而不明原理,也難以推進發明。 莫基爾指出,科學與實務技藝的互動,讓命題性知識與處方性知識相互強化,這正是英國起飛的關鍵:一方面有「書信共和國」促進科學交流;另一方面有大量熟練工匠與工程師將知識應用;再加上社會開放、鼓勵創新。相對地,中國雖曾技術領先,卻因 1430 年代停止對外探索而與世界隔絕,難以持續成長。 莫基爾、阿吉翁與豪伊特都強調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破壞」的重要性。當企業創新時,會催生新產業、新產品,並在過程中取代舊事物;經典例子是福特 T 型車(Model T)取代馬車市場。莫基爾稱工業革命為「一切創造性破壞之母」。 1990 年代初,阿吉翁與豪伊特不同意當時的經濟成長模型,遂建立以創造性破壞為核心的框架。Solow 在 1950 年代提出的外生成長模型,並於 1987 年因此獲頒諾貝爾獎,但該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未解釋其生成機制。 Lucas(1988)奠定以人力資本與知識外溢驅動的內生成長基礎(其 1995 年諾貝爾獎主因在理性預期與總經理論革命);Romer 進一步將研發、創新與規模經濟正式內生化,並於 2018 年獲獎;阿吉翁與豪伊特則以「創造性破壞」刻畫新舊技術替代的解釋機制,將其嵌入內生成長模型。 https://dash.harvard.e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7312037d-2b2d-6bd4-e053-0100007fdf3b/content 當企業創造新產品,或找到更低成本的生產方式並取得專利時,可在專利期內享有壟斷利潤,因而具有強烈創新誘因;其他企業仍可推陳出新,因此這種暫時性壟斷不會扼殺進步,反而推動競爭與成長。 值得一提的,在全球經濟再次遭逢以 AI 為代表的技術轉型之際,阿吉翁強調,歷來關於「大規模失業」的預測未見實證支持。 With the world economy once again facing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form of AI, Aghion said the predictions of widespread unemployment offered up by critics of change in the past haven’t proved to be well founded. https://www.wsj.com/economy/nobel-economics-prize-2025-joel-mokyr-philippe-aghion-peter-howitt-1d26f359 隨著經濟成長推進,全球極端貧困下降、人均壽命延長,許多昔日難以企及的奢侈品也走入日常。三位得主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強調:既然成長關乎民生福祉,就必須釐清其成因並確保可持續。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10/14
家長追逐名校,追的其實是「確定性」。但職涯更像一場長期的「樂透」:少數人抵達高薪與高位,多數人則在常態分布的中段長跑。WSJ 引述研究指出:頂尖名校確實讓您「中大獎」的機率更高——例如進入收入前 1% 的機率高出約 60%——但那仍只是機率,不是保證。 什麼是「自然實驗」? 因為無法把同一位高中生同時送進兩所大學,經濟學家便尋找近似隨機的「自然實驗」。典型作法是比較「候補名單被遞補錄取」與「候補最終落空、改讀其他學校」兩群學生的後續表現——兩群人在學力與背景上相似、唯一差別幾近於是否「剛好」進了名校。這種設計,能更清楚地估計「學校本身」的效果,而非個人特質的差異。 結果是什麼?尾端機會增加,平均薪資差異不大 據《華爾街日報》2025 年 8 月 29 日報導,Ivy-Plus 帶來三項早期職涯優勢:(1)進入收入前 1% 的機率約高出 60%;(2)進入排名前十研究所的機率近乎倍增;(3)受聘於頂尖雇主的機率約為其他學校的 3 倍。惟就「平均收入」而論,Ivy-Plus 與其他公立明星學校畢業生差距並不顯著。白話說:名校提高您摸到「天花板」的機率,但未必明顯增加平均薪資。 https://www.wsj.com/us-news/education/the-elite-college-myth-268c4371 說明:該研究由哈佛的 Raj Chetty、David J. Deming 與布朗大學的 John N. Friedman 主導,對象為 Ivy-Plus(常春藤八校+Stanford、MIT、Duke、Chicago)。研究以候補名單遞補的「自然實驗」來估計就讀名校的因果效果;論文為 NBER 工作論文(No.31492)。 But when it came to earnings, Deming found that the average income of Ivy-plus graduates wa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those who went to selective public flagship schools, such as Ohio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nd UCLA. 規模現實:《財富》50 大企業的人,主要不來自頂尖名校 勞動市場資料商 Lightcast 的比對顯示:名校畢業生確實「略」更可能進入《財富》50 大企業,但差距不大;以人數與供給面來看,《財富》50 大的員工其實很少出自名校。更關鍵的是,其中的同事「大約有四倍」更可能畢業自錄取率高於 40% 的學校,而不是傳統的頂級名校。換言之,職涯舞臺的門票,更多來自龐大的中間學校群,而非所謂的名校。 區域勞動市場:離您近,才是您的網路 多數人的工作其實發生在就學地或成長地附近。企業招募也常就近與在地生態貼合:例如 Raymond James Financial 把招募重心放在美國東南方學校(其三分之二的新增職缺在佛州總部),而名望有時反成為薪資談判的阻礙——「MIT 的畢業生想在北卡拿波士頓薪水」。對企業而言,「願意長期留下」的在地人才與薪酬匹配度,往往比名校更重要。 頭銜集中 ≠ 來源單一 您或許會說: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看似集中在少數名校。沒錯,但版圖比您以為的更廣。《Nature》一項整理指出:除了聚焦的 34 所名校之外,還有 378 所其他大學也培養出《財富》500 強企業 CEO——這提醒我們,通往高位的道路並非只有一條林蔭大道。 說明:去年《Nature》該研究的附錄中,杜克與布朗各有三位培養出《財富》500 強企業的 CEO,但鮑爾州立(Ball State)、路易斯安那州立、聖地牙哥州立等校也各有三位。 把名校當「保險」,為何常買到「過度保險」? 從自然實驗的證據綜合來看,名校的邊際效應主要表現在「極端高位機會」的機率提升,對大多數人的「平均結果」卻近乎等值。因此,若為了那張「額外彩券」付出過高代價(過度補習、過度借貸、為排名犧牲更適合匹配的資源),就像為小機率風險買了太昂貴的保單:保的是夢幻場景,卻稀釋了更大機率的成果(或:回報/效益)。 給臺灣家長與學生的四點決策框架 1)科系與資源適配優先:實作機會(實習、產學合作、競賽、專題)比名校更能轉化為可見成果與具體推薦;做法:了解系所與指導老師的專長、實驗室/工作室的參與機會,以及歷屆學生的論文/作品與就業表現。 2)地理與產業鏈要搭配:把學校所在城市視為職涯的「第一職場」。做法:對準區域產業重心(能源:德州;金融:紐約;半導體:臺灣北—中—南走廊〔竹科/中科/南科〕與亞利桑那州),就近累積人脈與履歷。 3)投資報酬率視角:在師資水準與實作機會相近時,補助較多、學費較低的選項,長期淨現值(NPV)通常更高;做法:將學費、助學金、畢業後負債、實習品質與起薪前景一併折現評估。 4)打造「問題解決者」的個人品牌:雇主真正看重的是能做事的人。做法:以實戰案例證明自己「把事做成、帶起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 WSJ 文中那位放棄常春藤名校選擇,最終擔任環球影城《寵物當家》主題樂園設施創意製作人的案例。 結語 人生有兩種賽局:有限賽局與無限賽局。有限賽局有終點、有輸贏——這就是大學申請。無限賽局持續進行,沒有固定的贏家——這就是大學之後的職涯。為了掌握「進名校」這個有限賽局,我們太常忽略了人生這場無限賽局。 名校帶來的是機率加成,但並不保證會兌現。對多數人而言,回報更取決於解決問題的能力、遷移彈性與經營職場人脈的能力。把人生當成無限賽局——長期投入、持續精進、累積聲譽——您會發現,真正的保障不是名校,而是把學習轉化為價值的能力。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9/9
《華爾街日報》於 2024 年 8 月指出:60/40 在 2024 年初明顯反彈(至 2 月大致收復自 2021 年底以來的回撤),但它並非「搖錢樹」。2022 年處於高通膨、股債同跌環境,使 60/40 出現自 1974 年以來最差的通膨調整後表現。過去大家把 60/40 視為「債券能在股市大跌時緩衝」的避風港,但在通膨主導的跌市,股債相關性往往轉正、緩衝效果明顯變弱。
https://www.wsj.com/finance/investing/60–40–portfolio–retirement–61716c4d?msockid=018dc60fe47168810fc7d4a0e561694d
來源:60/40 投資組合:自 1928 年以來的四個最差與四個最佳年度(通膨調整後)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指出,當股市轉弱而10 年期美債殖利率本就偏低時,債券的上漲空間受限:若殖利率由當前再降至 1.5%,價格約上漲 20%;1974 年降到同樣水準,價格卻能上漲約 50%。持有債券還意味著長期報酬變低;1928 年投入股市的 100 美元增長為 787,018 美元,遠超過持有公債或短期國庫券。這也是巴菲特在遺囑之信託配置指示中建議:「90% 配低成本 S&P 500 指數基金、10% 配短期美國公債」。
Ironically, the lower bond yields are when a stock swoon begins, the less potential bond prices have to rise in a sharp economic downturn. If a recession caused yields on 10–year Treasury notes to drop to 1.5% today then their price would rise by about a fifth. Back in 1974, a plunge to the same yield would have spurred a rise of around 50%. 文章也提醒投資人,實務上 60/40 常與 4% 提領規則一起被引用。Bengen(1994)以美國歷史資料估算「退休首年提領 4%,其後按通膨調整」的做法,並非專為 60/40 設計。較新的跨國研究顯示:若把破產機率控制在 5% 以內,安全提領率僅約 2.26%;換算150 萬美元 × 2.26% ≈ 34,000 美元為第一年可提金額。此外,多家機構的十年報酬展望也普遍低於百年歷史均值,支持更保守與動態的提領與再平衡安排。 與此同時,2025 年美國財務學會年會的一項「生命週期投資」研究,重估了傳統股債比。涵蓋 39 國、1890–2023 年的長期資料,並以長區塊重抽樣保留時間序列關聯的研究顯示:最佳策略在多數年齡皆以雙股權(本國股約 1/3+海外股約 2/3)為核心,債券比重趨近 0。若改採 60/40 或目標日期基金,要達到相同退休效用,須把儲蓄率由 10% 提高到 19.3%(60/40)或 16.1%(目標日期基金)。 說明:AFA 會議版為 61%;SSRN 2025-07-10 修訂為 63%,結論一致。
研究亦重估 4% 規則:非股權部位只在退休初期短暫提高(以短期國庫券作機動現金,65 歲可達約 25%),其後數年快速降至趨近 0。若採每年從市值提領 3–5% 的「護欄法」,對現金緩衝金的需求更低。
解釋:固定 4%(且年年通膨調整)的最大風險,是在前幾年遇到熊市仍得硬提 4%,被迫賣在低點。提領護欄改為「按市值 3%–5%」:市值跌時自動把支出縮小,強迫自己少賣或晚賣,序列風險自然下降。 行為面上,許多人因平均跌幅較小而偏好 60/40,但低波動不等於最壞情境安全。在高通膨時期,債券與現金緩衝金的實質購買力會下滑,反而可能成為失血點。最佳做法,是在壞時期也能維持既定股權比重,這很考驗人性,因此制度設計至關重要:以再平衡作為唯一操作、設定提領護欄,並提醒自己──越追求舒適,越需要更高的儲蓄率。 對臺灣投資人而言,可行的做法是:長期核心採「本國股 1/3+海外股 2/3」,原則上不強制配置長天期債(視利率環境與現金需求調整)。現金僅留 6–12 個月生活費;若堅持 4% 實質提領,可在退休起點持有 1–2 年短期國庫券作為機動現金。提領規則以提領護欄為優先(按市值每年提 3%–5%),並採固定頻率或觸發式再平衡;估值極端偏高時,可適度提高機動現金以防守。定期檢視長期購買力、最終效用與行為可持續性,確保策略能打敗波動。 總之,60/40 沒有「死亡」,但已不再是預設答案。長期低利、偏高估值與壽命延長削弱了債券的防禦力,也降低了傳統規則的適用性。把全球分散與長期風險的現實放回模型,強調本國股+海外股的長期複利,並以提領護欄與再平衡來約束人性,才有更高機率在未來的退休旅程中守住購買力與生活品質。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9/3 If the probability that a light bulb is defective is 1/10,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package of 10 light bulbs has exactly two defective bulbs? (A) 0.01 (B) 0.10 (C) 0.19 (D) 0.25 (E) 0.33 A bookstore sells a book for 13 dollars and sells 380 copies per week at that price. For every 1-dollar increase in price, 20 fewer copies are sold per week (and for every 1-dollar decrease, 20 more). Assu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p (in dollars) and quantity q (in copies) is linear. What price p should the store charge to maximize its weekly revenue? 美國的對等關稅方案一出,媒體上立即出現一片唱衰臺灣的聲音——「加徵 20%!」出口完了!臺股危矣!然而,一段時間過去後,股市不僅未低迷,甚至逼近或突破歷史高點。這不是市場失序,而是多數評論者一開始就忽略了幾個決定性的現實。 1. 名目關稅率不是重點,「產值加權」才是關鍵 新聞常以「臺灣加徵 20%、日本、南韓 15%、瑞士 39%」並列比較,看起來 20% 比 15% 慘;但經濟分析更應關注產值加權平均關稅率(依各 HS Code 稅率,按出口金額權重計得)。 截至 2025 年 8 月 9 日,臺灣對等關稅的名目稅率為 20%;惟我國對美出口高度集中於半導體、伺服器與電子零組件(合計逾七成),且多數被納入對等關稅體系的例外,因此實際涵蓋率偏低。 相較之下,日韓名目僅 15%,但其對美出口中汽車、鋼鐵、成品機械占比較高;美日談判原則上採不疊加,以 15% 為準(汽車降至 15% 尚待正式生效),歐盟則採 15% 底線(低於者補到 15%,並對部分品項設置配額,配額內的衝擊較小)。 結論:若按 HS Code、稅率與出口金額加權計算,臺灣的加權平均關稅率可望低於日韓與歐盟(主要受例外清單與出口結構影響)。但仍須視「232 案(半導體)」豁免條件的最終定案而定。 2. 中間財占比高:天生的關稅避風港 臺灣出口的高產值產品,多為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而非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最終產品。中間財在關稅政策中的待遇較為特殊:若屬美國本土製造業所必需的關鍵零組件,缺了它們,美國自己的成品就無法出貨。為避免傷及本國產業鏈,美方往往傾向豁免此類品項。 日韓與歐盟不同,其對美出口的高產值產品中,最終財(Final Goods)比例較高,如整車、家電、完整機械設備等。這些產品替代性高、對美國本土生產鏈的重要性相對低,更容易被列入關稅清單。 因此可以概括為: 臺灣:高占比零關稅的中間財 → 關稅涵蓋率低 → 加權平均關稅率低。 日韓、歐盟:較高比例最終財 → 關稅涵蓋率高 → 加權平均關稅率高。 3. 轉單效應與成本轉嫁:被忽略的兩個現實 許多悲觀評論忽略了兩個現實:轉單效應與成本轉嫁。 轉單效應:當日韓、歐盟的某些高產值品項被加稅,而臺灣同類(但歸屬不同關稅碼)的中間財免稅時,美國買家為節稅,自然優先向臺灣採購。尤其在單筆訂單的高單價產品上,15% 的稅差就可能相當於數萬到數十萬美元,足以驅動供應鏈重組。 成本轉嫁:關稅未必由出口商全數承擔。對於需求彈性低、替代品稀少的關鍵中間財,臺灣廠商具有較強定價權,往往能將多數關稅轉嫁給美國進口商或最終消費者。對美企而言,若缺少臺灣關鍵中間財,產品多半無法出廠;與其承受斷供風險,寧可自行吸收主要差額。 多數「加徵稅率 × 出口金額」的簡式估算,等同假設出口商吞下全部成本;這在現實商業中並不成立。 4. 股價比口水更誠實(以美元「淨報酬」口徑觀察) 近月走勢提供了反證:即使媒體放大負面情緒,資金仍用真金白銀投下信任票——外資與長線資金持續加碼、科技權值股創高、加權指數逼近歷史高點。 統一以 MSCI Net Return(USD)觀察,截至 2025-08-08:受「戒嚴事件」後修復與改革預期帶動,韓國近三個月(2025-05-08~2025-08-08)美元計價報酬 21%,小幅領先臺灣的 18%;但在更能淡化單一政治事件雜訊的一年報酬率上,臺灣 35%、日本 23%、韓國 21%、瑞士 11%、歐盟 11%。 https://www-cdn.msci.com/web/msci/index-tools/end-of-day-index-data-search 若只看近三個月,同被部分媒體貼上關稅「輸家」標籤的瑞士 -0.8%,卻明顯優於所謂「贏家」的歐盟(MSCI EU)-5.7%;同期間,被稱為「輸家」的臺灣反而有 18%,明顯勝過被視為「最大贏家」的英國 4%。 5. 結語:這是一場教科書級的談判成果 回顧這次關稅談判,臺灣成功保住出口命脈,將衝擊集中於少數產業,並在部分領域創造了轉單機會。從地緣經濟角度看,美國對臺灣高科技產品的關稅豁免,也是另一種訊號——我們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正被再次確認。 對投資人而言,這場談判的意義不僅在於出口數字,更在於它改變了市場預期,使臺股在外部環境不確定下仍有本錢走高。真正的投資功課,是理解背後的結構與數據,而不是被表面的百分比干擾。 如果只看新聞標題,會以為臺灣「加徵 20%」是災難;若看股價與結構,會發現這或許是近年最成功的經貿談判之一。市場走勢已提供最直接的答案,也比口舌之爭更具說服力。 就投資論投資,臺股可說是此次的最大受益者。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8/10 結論:承擔率不亞於日韓,且未有額外巨額投資承諾! 說明:日本、南韓分別以5500億和3500億美元的投資換取15%稅率,臺灣則以較小讓步獲得20%,減少了財政壓力與產業外移風險。 2025年夏天,全球貿易再次進入動盪時刻。美國對多國接連祭出高關稅,瑞士、臺灣、日本、南韓紛紛成為焦點。許多人看到臺灣對美出口將面臨20%的關稅,不免失望甚至憤怒,認為談判還能更好,還可以更低。 但若我們細究瑞士與日韓的經驗,從談判本質與產業結構切入,其實臺灣在逆風中的表現不僅不差,更值得社會給予務實肯定。甚至從「名目稅率未必等於實質稅負」的角度來看,瑞士與臺灣反而展現了更靈活、更高明的策略。 一、全球貿易逆風下,沒有人能「全身而退」 當世界貿易已經從「自由競爭」進入「國家利益優先」的保護主義新局。美國將關稅作為戰略工具,對貿易夥伴逐一施壓。過去即便像瑞士這種擁有高品質、強品牌、金融信譽的小國,也難逃高達39%的對等關稅。 臺灣和瑞士一樣,都是出口型經濟體,擁有極具競爭力的核心產業。不同的是,臺灣的經濟規模、談判籌碼和產業結構介於瑞士與日韓之間,產業不可替代性雖次於瑞士,但在半導體等領域仍具全球領先地位。 二、不可替代性與現實成果 談判桌上的最大底氣,來自於「不可替代性」。瑞士藉藥品、精密機械等高附加價值出口,在國際市場有議價空間。臺灣則仰賴半導體與電子產業,一直以「關稅轉嫁」的結構性影響力來對沖風險。 說明:其實無論是一般關稅還是232條款,最終的「有效承擔率」都取決於產品不可替代性與供需彈性。當臺灣半導體、精密零組件等產品在美國市場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時,部分名目關稅就能自然轉嫁給美國進口商或消費者。 事實上,美國對臺灣的半導體依賴,讓20%的關稅成為一種「高壓測試」:壓力已在,但尚未超越臺灣可承受的極限,亦未引發產業出走潮,反而促使更多企業加速分散市場與升級技術。 很多人批評談判不夠強硬,卻忽略了臺灣本身的戰略條件有限。臺灣不像日本、南韓,能用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去換取關稅讓步,也不像瑞士有極端品牌優勢。臺灣能爭取到20%,已經是務實與產業實力的綜合體現。 三、瑞士經驗的啟示:制度韌性才是關鍵 瑞士總統Karin Keller-Sutter在X平台表示,她7月31日已與川普通話,並提到「貿易逆差仍然是關鍵議題」。她在接受RTS訪問時坦言:「瑞士是小國,不是超級大國。雖有經濟實力,但沒有政治實力,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jobs-report-today-stock-market-08-01-2025/card/what-s-behind-trump-s-shock-39-tariff-on-switzerland--DyZs7cVTUs2hplyTh39P Swiss President Karin Keller-Sutter said on X that she spoke with Trump on Thursday and "the trade deficit is still a key issue." 瑞士雖擁有全球品牌,但在國際談判上缺乏主導權,只能被動承擔39%高關稅衝擊。即便如此,瑞士沒有過度讓步或產業外移,而是以社會共識與制度彈性承受損失、維護農業與社會穩定,展現了小國的韌性。 臺灣也應借鏡這種「逆風中的自持」:不要迷信一次協商就能終結所有風險,而是要善用制度工具,把短期壓力變成長期改革的動能。例如推動產業多元化、供應鏈分散、強化社會安全網,協助企業與勞工共同度過陣痛。 四、現實下的談判,不只比「最低數字」 臺灣總統賴清德公開表示,20%關稅只是暫時性的目標,未來仍將持續爭取更有利條件。但真正的關鍵,不是單一數字的高低,而是臺灣在這場全球賽局中,展現出什麼樣的談判態度與制度韌性。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jobs-report-today-stock-market-08-01-2025/card/taiwan-president-vows-to-keep-negotiating-FSqy4IcSLbrT1gbygQRe?mod=Searchresults_pos1&page=1 臺灣的產業不可替代性,使我們能在全球逆風下部分轉嫁壓力。談判團隊在艱困情勢下守住20%,避免更大衝擊,也保留了政策彈性,展現出臺灣務實且具韌性的中介地位。 五、接下來臺灣要學會什麼? 持續強化不可替代性,但不自滿於單一產業 半導體讓臺灣在逆風下有議價力,但過度依賴也有風險。政府和產業必須同步推動生醫、綠能、精密製造與品牌服務,提升經濟體系的韌性。 凝聚社會共識,承擔短期代價 瑞士經驗顯示,制度韌性來自社會協商和共識。臺灣面臨關稅、外部壓力時,也需要社會溝通,願意為產業轉型、分散市場付出短暫代價。 保有政策彈性與談判主動權 不急於用國家預算去「買」低關稅,更要善用產業影響力與分散風險的策略。務實評估每一次讓步,維護長期自主發展。 強化社會安全網,協助產業與勞工升級 推動教育再訓練、職業轉型、科技創新,讓產業結構升級時,不至於造成失業潮或社會紛爭。 六、結語:逆風下的實質表現,肯定才是公正評價 當代經濟學關注的不是名目稅率,而是最終的實質負擔與能否轉嫁壓力。臺灣藉由產業不可替代性,減少了實際承擔,這才是理性且符合學理的談判策略。評估各國成果時,也應納入投資成本和產業結構,才能公正客觀。 歷史不會給小國完美劇本。臺灣能在逆風下展現談判成果與產業韌性,已是現實下的最佳表現。社會可多信任談判團隊,善用壓力推動升級。只有強化制度韌性、凝聚共識、分散風險,臺灣才能穩健應對全球風暴。 臺灣這次在逆風中的表現,或許不是最佳,但已經非常不容易——這一點,確實值得肯定。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8/2 結論:有可能! 許多人認為投資的成敗取決於專業知識與分析能力,然而真實世界的投資決策,往往更受心理狀態與情緒控制影響。一項令人意外但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是,寵物的陪伴是否能提高投資者的心理穩定性,進而影響投資績效? 近年來,醫學與行為科學界提出了許多研究,顯示寵物帶來的不僅僅是情感的陪伴,更是一種心理狀態的調整機制。這種調整使投資人更能在市場波動中保持冷靜,不輕易因情緒而做出衝動決策。 首先,從生理學角度來看,與寵物互動能促進催產素(Oxytocin)分泌,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促進放鬆與心理平衡。長期處於這種穩定狀態,有助投資人理性應對壓力,減少衝動與焦慮。 雖然催產素的效應短暫,但若您與寵物的關係是日常、持續的,那這種心理穩定的「低頻正向刺激」便會慢慢累積,就像一段穩定的伴侶關係,讓人長期處於更有韌性的心理狀態。 2017年Rand公司與UCLA的研究發現,養狗者看似更健康,其實多與婚姻、房產與社經地位等因素相關。然而,儘管研究排除了寵物帶來的直接健康益處,但並未否認寵物在人們心理狀態調整方面的正向貢獻。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22085 另一方面,寵物在人際關係上的促進作用,也有助於投資人建立穩固的心理基礎。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牽著狗散步的人更容易與陌生人互動,進而拓展社交網絡。這類自然的交流有助於增加社會支持,讓人在市場波動時感受到更多安全感。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real-benefits-of-pet-ownership-1509116398 說明:有研究發現,當年輕男子牽著一隻拉布拉多在購物中心出現時,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女性願意留下聯絡方式,而他獨自出現時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投資過程中的焦慮與孤立感,往往是導致錯誤決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投資人孤獨無依,內心的焦慮容易因市場的小幅震盪而放大,導致過早拋售或過度交易。寵物的陪伴恰好能緩和這種心理孤立,透過建立穩定的人際網路與心理安全感,讓投資人在面臨市場壓力時擁有更多的心理韌性。 此外,養寵物也能幫助投資者培養某些關鍵的心理特質,例如耐心、責任感與延遲滿足能力。這些特質在投資領域尤其重要,成功的長期投資者往往能耐心等待市場合理的回報,並平穩面對市場波動。日復一日照顧寵物所需的耐心與時間,有助於投資人在決策過程中養成更好的自制力。 寵物與主人的互動過程,也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情緒反饋機制。市場中的盈虧往往帶給投資人短期而強烈的情緒衝擊,容易使人陷入追逐績效的惡性循環。而寵物則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情緒回饋來源,能夠有效分散注意力,使投資人不再過度關注短期市場波動。 但當您的生活中有一隻每天靜靜陪伴的貓、一隻需要您帶他出門的狗,您的注意力、壓力來源、回饋機制,全都會微妙地重新分配。您不再需要從看盤尋找成就感,也不再用交易來填補情緒空缺。 華爾街日報的觀察極具啟發性:「寵物可能無法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但他們能使我們更平靜、更穩定,讓我們活在當下。」這種穩定與平靜,正是長期投資所需要的心理素質。 總結來說,寵物無法直接提高您的財務知識或選股能力,但他們所帶來的心理穩定性、人際連結和耐心養成,恰恰能成為您投資道路上的隱形推手。養寵物或許不是一筆能即刻兌現的財富,但它能幫助您建立起更穩健的投資心理基礎,使您在市場的長期競爭中勝出。 寵物也許無法讓您立即富有,但他們所帶來的穩定、信任與平衡,能夠幫助您在投資旅程中走得更遠、更從容。這種無形的資產,或許才是真正值得每一位投資人認真考量的珍貴財富。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29 在探討長壽議題時,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健康飲食、運動習慣,以及醫療保健的品質。然而,最新研究指出,真正影響壽命長短的,遠不只飲食與醫療資源,更深刻地取決於個人與周遭社會的關係品質,以及制度對人的支持力度。 現代經濟學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每個看似純粹個人或家庭的決定,其實都是深具經濟意義的選擇,都在影響著長期的投資回報率,甚至包括壽命這個最基本的資產。 研究指出,父母的壽命受到子女性別與親子互動模式的影響巨大。波蘭農村研究數據顯示,每多一位女兒,父親的壽命平均能延長約74週,這是考量社會經濟條件後的實證結論。相較之下,母親無論生育的是兒子或女兒,每多生一個孩子,平均壽命卻縮短約95週。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6634019/ 乍看之下,這項發現似乎存在著性別的偏差,實際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背後的關係動力。研究進一步揭示,延壽的真正因素並非子女的性別本身,而是來自穩定而長久的情感互動與照顧。女兒往往比兒子更願意且更能提供持續的情感支持,這種情感與社交互動能有效降低孤獨感,從而減少心血管疾病和認知退化的風險。 以投資來比喻,兒子就像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能夠提供瞬間的滿足與回報,卻未必能穩定長期地提供「情感收益」。而女兒則更像是一項穩定配息的債券,定期提供情感支持,構成了家庭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現金流。 不過,這種家庭內的「延壽投資」並非毫無代價,母親的健康與壽命便成為犧牲最大的沉沒成本。女性在懷孕、生產及養育過程中需投入大量的生理和心理資源,若缺乏良好的產假政策、完善的公共醫療與育兒支持,女性所承擔的健康風險將大幅提高。 社會若未提供相應的制度性支持,育兒便成為一種高風險、低報酬的投資,使得母職成為潛在的健康負債。從這個角度看,健全的社會制度對延壽至關重要。完善的制度能保障女性的健康與經濟安全,從而讓家庭內的情感支持和照顧循環得以持續運作。 此外,全球知名的「藍區」(Blue Zones)研究也進一步闡明了制度與社區文化對長壽的影響。例如義大利薩丁尼亞島,每萬人中超過20位百歲老人,而美國每萬人僅有不到4位百歲者。深入研究發現,薩丁尼亞島居民長壽的關鍵不僅是健康飲食或運動,更是他們所處的互助型社區文化。 在這些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緊密互動、彼此照顧,形成了一種「沒有人會被遺棄」的社會網路。村民們共同分擔照顧老弱病殘的責任,彼此提供持續的情感和物質支持,這種社區互惠機制成為長期穩定健康的關鍵。 「華爾街日報」曾指出,美國人每年花費1100億美元用於飲食控制、運動計畫及保健補充品上,但研究顯示,這些自律型措施往往在三年內就會失敗。長壽與健康的真正基礎,是需要數十年甚至一生的持續維繫的社會互動網路,而非短期內的個人努力。 https://www.wsj.com/articles/want-great-longevity-and-health-it-takes-a-village-1432304395 換言之,延壽並非醫療科技的專利,也非個人嚴格自律所能達成的目標,而是根植於長期的社會制度與人際網路的品質之中。制度若能夠提供充足的公共資源與情感支持,能有效降低照顧者的負擔,從而讓情感支持的社會機制得以持續。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該重新思考:究竟我們所追求的延壽策略,是否應該更多著重在制度與關係的建構上?當我們將延壽視作一項共同投資的社會資產時,便能更有效地調整資源配置,建立更具彈性且永續的健康保障。 每一位家庭成員與社區成員,都應當意識到自己對延長他人生命的潛在影響力。透過制度設計與情感支持,這種「延壽資產」能夠持續增值,形成正向的循環。 回到最初的問題,「延壽」到底靠什麼?顯然,答案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持的社會資本。家庭、社區與社會制度的交互作用,才是支撐長壽的真正基礎。 在我們忙碌追求個人成功與健康的同時,不妨停下腳步,問問自己:您正在為誰的生命提供支持?又有哪些人,正默默地支撐著您的健康與壽命?只有當我們真正理解這些問題時,才能找到延壽最真實也最可持續的答案。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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