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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華爾街日報》2024 年專文，社區就業率是翻轉貧窮的關鍵。美國副總統 J.D. Vance 在《鄉下人的悲歌》中早有類似觀察，也形塑了當代美國的核心價值。本文摘譯該研究重點，帶領華語讀者理解：孩子的未來，其實藏在身邊大人的身影裡。 https://www.wsj.com/economy/economic-mobility-research-community-employment-3eeef1c3 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翻轉一個貧窮孩子的人生？是父母的努力、學歷，還是自身的天分？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aj Chetty與團隊的最新研究，提供了一個出人意料但簡潔的答案：社區中的成年人是否有穩定工作。 這份涵蓋全美數百萬人、發表於2024年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一個孩子是否能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不在於他爸媽是否有工作，而是社區裡其他成年人是否有工作。這項結論，不只是統計上的巧合，更揭示了階級流動性背後的「社區效應」：身邊的大人，會潛移默化地形塑孩子對未來的想像。 https://opportunityinsights.org/paper/changingopportunity/ 說明：本研究使用涵蓋5,700萬名兒童的行政資料，接近全體人口，屬於母體而非樣本，能直接觀察階級與族群流動的變化，具高度代表性。 家長不是唯一的榜樣，社區是 研究團隊運用1978至1992年間出生者的大數據資料，對比其成年後的經濟成果。他們發現，即便兩個孩子家庭背景雷同，只要成長環境的成人就業狀況不同，長大後的收入也會產生顯著差異。 例如，在威斯康辛州的Milwaukee County，1978年出生的白人貧窮兒童，其27歲時的家庭年收入為34,255美元（2023年幣值），約為全國第48百分位；到了1992年出生，類似背景的孩子收入卻降到30,619美元，落到第44百分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該區白人貧窮家庭家長的就業率從69.1%下滑到55.6%，整整少了13.5個百分點。 說明：這段就業數據的下滑，正是鐵鏽帶白人藍領階級「經濟焦慮轉化為政治反撲」的核心素材。他們不是單純的種族保守派，而是經歷「向下流動恐懼」的階級焦慮者。 這不是孤例。全美許多白人貧窮社區出現了「失業上升 → 孩子經濟結果惡化」的連鎖反應，尤其是傳統製造業沒落、家庭結構瓦解的地區。相對地，像田納西州Sumner County這類家長就業率維持穩定的區域，孩子的收入表現也相對穩定。 黑人家庭，反而逆勢翻轉？ 更有趣的是，黑人貧窮兒童的流動性反而在提升。以密西根州Kent County為例，1978年出生的黑人貧窮兒童平均年收入僅17,029美元（第28百分位），到了1992年出生者則提升至23,547美元，成長幅度達38%。 整體而言，黑人與白人兒童之間的收入差距也縮小了27%。這可能與黑人家庭家長的就業率相對穩定有關。當白人貧窮家庭在製造業失落中大量失業時，許多黑人家庭反而因地區就業機會擴大或公共部門職缺穩定，而未出現同等規模的流失。 這顯示：即使處於貧困之中，若所處社區仍具備就業支持網與正向示範，孩子仍有可能走出不同未來。研究者強調，這並非零和遊戲——黑人機會上升，並不意味白人機會下降，真正的關鍵在於社區整體氛圍與制度支撐。 不是階級固化，而是榜樣失靈 這項研究也呼應了早在19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 Julius Wilson的理論。他指出：「一個貧窮但大多數人有工作的社區，與一個貧窮且普遍失業的社區，對孩子的影響截然不同。」失業不僅意味收入減少，也代表榜樣的消失、社會規範的崩解與社會資本的流失。 換句話說，「階級固化」並非命定，而是環境使然。失去工作的成人社區，無法提供孩子未來感、也缺乏對規律生活的預設。相反地，只要社區中仍有足夠比例的成年人在工作，即使家庭貧窮，孩子也更可能學會自律、培養希望，甚至尋找生活的出路。 「就業所帶來的效益其實非常根本，」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 David Grusky 表示，他曾審閱這項研究。「它不僅為社區帶來收入，更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前景，改變他們面對世界的方式。」 “The payoff to employment can be quite fundamental,” said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ist David Grusky, who has reviewed the work. “Obviously it brings income into the community, but i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prospects. It changes how they approach the world.” 為什麼這與您我有關？ 對臺灣乃至其他亞洲社會而言，這樣的研究提供兩個重要啟示： 第一，社區的結構性就業支持，比個別補助政策更具持久效果。當政府投入資源於基層職缺、社區經濟與公共建設，不只是創造工作，更是在灌溉下一代的希望。 第二，我們對孩子的期待與投資，不能只從家庭出發，更要從「孩子生活的整體社會場域」思考。補習班與家教或許能提升分數，但若社區裡的大人都在失業、在吵架或無所事事，孩子仍可能缺乏上升的信心與範例。 這也或許能解釋：為什麼臺灣部分偏鄉或老舊社區的孩子，在學測或就業市場中總是相對弱勢——並非他們不夠努力，而是從小就『看不到未來長什麼樣子』。 最後，我們該問的問題是：如果您住的社區，不再提供給孩子正向的刺激與期待，那他們又怎麼可能發展出對未來的規劃與意志？ 或許，翻轉命運的起點，不是孩子多念一點書，而是讓他每天經過的人行道上，有人穿著制服去上班，有人帶著工具箱修理電表，有人對他說：「我今天有工作要做」。 那，就是孩子記住的世界模樣。而這個世界的樣子，會定義他未來走多遠。 APcore服務團隊敬上 202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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